一张身份证

　　 和他认识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那天我刚办完事回单位，还没来得及打开办公室的门，就感觉有人从我身后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我停下拧钥匙的手，扭头一瞧，那是张干燥得像树皮一样的脸。男，目测50岁上下，走路有些佝偻，衣着也不体面。由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案属治安大队分管，所以平时我们单位不乏有农民工前来报案。

　　“你有事？”我张口问了句。

　　他好像很紧张，搓着手，好一会儿才从嗓子眼里卡出一个“嗯”。

　　因帮助很多农民工讨过薪，这种情形我不是第一次经历。我把他引进会议室，给他接了杯水放在面前。“有什么我们能帮到的，尽管开口。”

　　这句话似乎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紧张的情绪渐渐安定下来，双手把一次性水杯捏入掌心，用试探性的口吻问我：“警官，能不能麻烦您给我办张身份证？”

　　这回轮到我傻眼了，“你不是来报案的？”

　　“报案？报什么案？”

　　“你办身份证要去办证大厅。”我指着办公室门上的牌子，“这是治安大队。”

　　“是，我问了，因为我犯过事，所以入户口要先到你们这里开个什么证明。”

　　一听“犯过事”，我瞬间明白过来，这其中涉及治安大队的一项日常工作，我们管它叫“刑满释放人员入户”。因为早年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都会被注销户口，所以刑满回家后，需要持释放证明到治安大队登记，才能办理入户证明。不过后来随着公安部多项便民利民措施的颁布，这个规定就取消了，所以这项业务日常办理的并不多。

　　这项业务我也经手办过几次，于是就告诉他：“很简单，只要你提供释放证明就可以办理。”

　　他有些支支吾吾。

　　“释放证明弄丢了？”

　　他点头。

　　“那也没关系，释放证明监狱都有存根，可以联系监狱邮寄一个盖戳的复印件，有了这个也可以。”

　　他放低目光，不敢与我正视，“监狱我不知道怎么联系。”

　　“打电话联系啊，现在通讯这么方便。”

　　“我……我没有手机。”看出我的不悦，他连忙解释：“之前是有张不用登记身份证的家园卡，后来卡被停了。现在没身份证，根本办不了号码，所以……”

　　“你没有身份证多久了？”我问。

　　他用余光扫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地说：“16年。”

　　带着疑惑，我和他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了解到他的半生际遇。他叫杨明（化名），上世纪90年代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9年有期徒刑，2002年前后刑满释放。出狱原本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可谁知到站下车时，他那装着释放证明的杂物包却不翼而飞了。他靠着剩下的零钱，勉强回到了家。面对父母双双离世、家里一穷二白的状况，他先是在码头谋了个装卸工的差事，可后来在搬运货物时，他被叉车叉断了腿。赔偿金眼看要见底，他只能再找新的出路谋生糊口。因身体原因，他无法重操旧业，可轻巧活儿压根不缺人，加之他没身份证，更没人敢用。虽想补办证明，可一晃十多年过去，他连自己当初服刑时在哪个监区、管教是谁都想不起来了。他只能靠捡捡破烂、打打零工勉强度日，一晃又是6年。

　　直到后来的一天清晨，他正在一个派出所附近捡垃圾，一名民警从院子里抱出了一大摞快递盒交到了他的手里。这个举动，让他感到心头一暖。回到家，他脑子里一直浮现着民警那张友善的脸，想着总是逃避不是办法，还是要解决自己身份证的问题。于是，他去办证大厅询问了大致流程，壮着胆子来治安大队碰碰运气。

　　我的目光与他短暂对视了几秒，他的头又习惯性地低了下去。

　　“杨明”，我喊了他的名字，“你抬头看看这里。”他应声朝墙上的标语看去，“为人民服务”，他小声读了出来，声音越来越洪亮。我报以微笑，算是给了他肯定的答复。

　　因为时间太过久远，一切都要从头查起。前后用了整整一周时间，盖着监狱红章的释放证明复印件终于邮寄到了我这里。

　　再后来，杨明如愿拿到了身份证。出了办证大厅的门，他就跑来告诉我这个喜讯，还要我带他去会议室拍张照片。会议室内，他指着墙上的标语说，“我就站在这字下面，麻烦警官给我拍张照，我留个念想。”

　　我接过手机，将取景框对准了他。他突然竖起了大拇指，我越过手机冲他笑了笑，他抬头看向标语，又提起了一些精气神。

　　伴着一声咔嚓，“为人民服务”，还有他那张笑脸，保存在了他的手机相册里。

　　（作者单位：安徽省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庵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