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圆的愿望

　　“阿结，国庆节回来吗？”

　　“妈，我可能回不了。”

　　“哦，”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那，那你安心工作吧，过节自己加点菜。”

　　“你们也是，好好保重自己。”

　　记不清这样的对话重复了多少次。母亲总是在所有的节日来临之前，习惯性地给她“远嫁”的女儿打个电话，看看她能否回来。

　　说“远”，其实广州到深圳不过一个半小时的车程，但对于几乎一辈子没走出过这个城市的母亲来说，这跨城的距离，就是见不着面，生病了也照顾不了。

　　从前母亲给我们讲她舅妈的故事，说女儿陆陆续续都嫁出去了，自己一个人坐在门槛边上哭。母亲一辈子也生养了五个孩子，除了弟弟未成家和我嫁得稍微远了一点外，其他三个女儿都把家安在了与娘家同一个城市里。平常女儿女婿登门，儿孙绕膝，母亲内心自然十分高兴，也不顾自己的风湿腿疼，常常张罗着给孩子们包粽子、蒸甜糕。只是她每每念及我，就总觉得有遗憾，大姐不止一次跟我说过。倒是母亲，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流露出难过之情。

　　这种隐忍，在中国式的亲子关系中是很常见的，父母和儿女，谁都不轻易向对方说出自己的难处。不过，那一次次细心的电话询问，就足以表达母亲期盼我回家团圆的渴望。

　　由于疫情防控原因，更因为警察职业的特殊性，近几年我回家过节的次数屈指可数。母亲大多数时候是理解的，但偶尔也会抱怨一下“这么严格啊”。其实，不光是我要常常在节假日坚守岗位，作为警辅人员的大姐和身为护士的二姐、妹妹，也都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假期。我以为母亲早已习惯这种“不圆满”，但她对我不能回家过节始终充满遗憾。

　　中国人喜欢把每一个节日变成举家团圆欢庆的日子。张灯结彩、烟火璀璨只不过是节日的点缀和注脚，团聚，才是过节真正的意义内核。于是，有了蔚为壮观的春运，有了长龙般的车流。万水千山，都只为了回家看一看。

　　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按照就近分配的原则，我所就读的学校都是步行5至10分钟就可以到达的。每当我踩着上课铃声，从容地走进教室的时候，总会感叹“太近了”。于是，从上大学到选择工作地，我毫不犹豫地走出了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努力拓展着自己的生活半径，直到父母再也够不着了。

　　然而，随着离家的日子越来越久，我开始思念我的家乡、理解我的父母。离开成长之地，我以为只是扩大了自己与父母的同心圆，但在母亲心中，这距离更像是一个圆缺损了一角。我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实现一家人的团圆，于是也成了节假日奔流在高速公路车海中的一员。每一个可以回家的节日，我和丈夫、孩子都会奔走在归途。在回家的前一天，向来睡眠质量极好的我，总会莫名其妙地失眠。丈夫取笑我，让我不要太紧张，只不过是回一趟家而已。

　　我想，回家已经成了漂泊异乡的成年人回到原点、寻找生命之根的一个仪式。记得小时候我有一次在路上摔倒，一直哭喊着却不认得回家的路，直到天快黑了母亲循着路找来，把我领回了家，那种无助的感觉毕生难忘。

　　少年时叛逆挣脱，我曾经以为回家只是为了满足父母想团圆的愿望，中年后方才明白，一切的出发和远离，最终都绕不开家这个原点，回家团圆其实也是我们内心的渴望。

　　（作者单位：广东省公安厅深圳出入境签证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