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军何福祥的峥嵘岁月

何福祥1911年出生于湖北省红安县高山乡，11岁时成为童养媳，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她1927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28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调任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在川陕苏区任工兵营排长、连长等职，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长征。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征时，她在供给部被服厂任过排长、连长等职。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以后，她调到妇女先锋团任二营营长。

1992年，何福祥（前排左三）陪同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前排左二）在兰州监狱调研。

何福祥经历了红四方面军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万源保卫战和反六路围攻战役、强渡嘉陵江战役等战斗。1937年3月，她又经历了西路军悲壮的历史。战斗失败后，她3次被俘，又被群众营救，先后流落张掖、武威十几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她积极参加当地的建设、剿匪、土改等工作，还担任不脱产的区妇联主席。1957年起，她在酒泉新生被服厂、酒泉城郊农场、酒泉电机厂(甘肃省第十二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工作，1972年退休，2001年10月在兰州逝世，享年90岁。

红军西路军西征的历史是每一个战士用鲜血写成的，他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人民英雄这座闪亮的丰碑。何福祥是红四方面军数千女红军中一员，她与战友李开芬、李文英在逃亡的路上表现出的机智、勇敢，宁死不投降、不受辱的英雄气概，让后人懂得了什么是英勇与不屈。徐向前元帅（西路军总指挥）在回忆录里曾经满含深情地写道：“妇女独立团的同志们不畏牺牲，血战到底的精神……将永彪史册！”

何福祥的党员证。

翻越雪山 爬过草地1935年6月中旬，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此时，何福祥在四方面军总供给部任连长。家乡和她一起出来参加红军的5位女同志，只剩下她一个。

不久要翻越雪山了，不少红军战士身着单衣，有些人甚至连草鞋都没有。雪山上的路非常窄，基本上只能容一人通行。路窄，有些地方还有冰，一不留神，就会掉到沟底。何福祥就遇到了这样的险情。她跟着前面的战士，走得飞快，忽然脚下一滑，踩空了。眼看就要滚下山谷，边上的女班长（外号“棉花包子”）一把拽住了她，这才同死神擦肩而过。越到山顶，空气越稀薄，红军们走得就越吃力。路边上，一圈圈围坐在一起的红军战士在那里一动不动。原来，这些战士看着到了山顶，心情就放松了，想坐下来休息一阵。谁知，山顶上气温非常低，人就被冻僵了，等到太阳出来的时候，已经牺牲了。见此情景，当何福祥再看到连里的战士准备坐下休息时，她就大声喊：“不能休息，否则就死在这里了！”她动员战士们咬紧牙关，冲到山下再休息。于是，战士们一鼓作气，冲到了半山腰。

翻过数座雪山，就是茫茫草地。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们都有一个刻骨铭心的感受：过草地是长征途中最艰苦的一段路程。“过草地之难、难于上青天”“死亡陷阱”……这些词句形象地再现了当年红军过草地时的千辛万苦。红四方面军战士过草地，走得更加悲壮，他们三过草地，前前后后走了一个多月。过草地之前，每个红军战士分到了5斤粮食、青稞面、蚕豆粉。然而，要靠着这5斤粮食走出草地是远远不够的。进入草地后，何福祥起初能跟着前面部队留下的红线前进，后来有些地方红线就没了。怎么办？只能自己按照大方向摸索着前进。草地的许多地方是沼泽地，连长何福祥身先士卒，带头走在最前面，后面的战士一个跟着一个。沼泽地看上去杂草丛生，似乎可以通过，但实际上稀泥中咕噜咕噜冒沼气，人走过去就会慢慢陷到里面。每当感觉要下陷的时候，战士们就赶紧把枪伸过来，连拉带拽，将何福祥拉出来。

草原上的自然环境恶劣，最大的敌人是饥饿和疾病。粮食吃完了就吃野草、草根，后来，连这些都没有了。有些战士吃了毒蘑菇后，就再也没有醒来。第三次过草地时，她们实在没的吃了，忽然发现一只被老乡掩埋不久的死狗。于是，她们把这只死狗收拾了一下，煮了一锅，吃完才有了点力气。

何福祥恢复党籍时已白发苍苍。

三俘三跑 隐姓埋名在红西路军征战史上，有一支女兵队伍引人注目——红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全团辖3个营9个连，由1300多名女战士组成，平均年龄不到20岁。她们在河西走廊浴血奋战，在红西路军历史上留下了异常悲壮惨烈的记忆。徐向前元帅说：“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英雄气概。四方面军妇女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

渡过黄河后，红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在吴家山、一条山、永昌、临泽等地的战斗中，英勇顽强，屡立战功。在红西路军倪家营受挫、向祁连山撤退的关键时刻，妇女抗日先锋团勇担后卫重任。1937年3月14日，红西路军进入石窝山一带，国民党马步芳部的骑兵尾追而来。为掩护总部撤退，在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率领下，全体战士女扮男装和敌人展开拼杀，以血肉之躯抵挡敌军，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为了便于战斗，不让敌人发现她们是女兵，所有的女兵都剪短了头发。后因敌我力量悬殊，红西路军失败，妇女抗日先锋团大部分战士牺牲。团长王泉媛、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等相继被俘。妇女抗日先锋团在梨园口战斗中，顽强阻击敌人，一连连长吴国秀及40余名女战士壮烈牺牲。

何福祥当时担任妇女抗日先锋团的营长。1937年3月中旬，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在祁连山奉命疏散后，何福祥、李开英、李文英等30多名女红军沿红水河向民乐方向撤退，不幸被马家军俘虏。马家军把她们的手反捆起来，一路走，一路不停毒打。期间，何福祥曾和战友三俘三跑，表现出了红军女战士誓死不降的精神。在异常恶劣艰苦的环境下，她们被马家军抓进武威一所临时设置的监狱中，在这里遇见了许多被俘的战友，其中还有团长王泉媛。

几个月后，马匪头子马步青以“国共合作”为理由，表面上要释放在押的红军俘虏，实则将被俘的女红军分发给匪兵做老婆。何福祥被分配给当地的一个排长，但是她至死不从。后来，在看守的帮助下，她逃到当地一个叫张义堡的村子，在那里隐姓埋名10余年。

以西路军总指挥部妇女抗日先锋团为题材的电影《祁连山的回声》剧照。

盼到胜利 恢复党籍1949年底，终于盼到革命胜利的这一天，何福祥万分兴奋，率先在凉州张义堡投入土地改革。她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成了当地有名的工作积极分子，当选为妇女会主任。当时，马家军的散兵游勇在祁连山中结伙为匪，号称“反共救国军”，经常在张义堡区一带活动。何福祥不避危险，深入群众，探查土匪的活动踪迹。土匪扬言要杀她，她毫不畏惧:“我要怕死就不参加革命。共产党把全国都解放了，还收拾不掉几个残匪！”1952年冬天，有股100多人的土匪准备袭击区政府。何福祥探听到消息后，背着5个月的孩子连夜到区上报告。区政府立即召集民兵，粉碎了土匪的围攻。

1957年元旦，何福祥收到一封来自酒泉的挂号信，拆开一看，原来是老战友杨文局写来的。杨文局是她的老上级，红四方面军供给部长郑义斋部长的妻子，西路军失败后被俘，后逃离虎口。当时她已担任酒泉新生被服厂副厂长，来信问何福祥如果想参加工作，可以到酒泉。何福祥喜出望外，第二天就打点行李，带着孩子赶往酒泉。

被俘女战士当年被关押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后，何福祥多次提出恢复党籍的申请。因当时区上党组织还不健全，加上入党证明人下落不明，她的申请一直没得到明确答复。在酒泉被服厂当了工人后，她又一次向党支部递交了要求恢复党籍的申请。可是，接踵而来的是反右运动、大跃进、三年困难等，她的申请一拖再拖。1962年，最了解她的战友杨文局病休了，别的战友又无音信，何福祥恢复党籍的要求更加遥遥无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何福祥鼓起了新的勇气和信心。1978年10月，她把恢复党籍的申请写给了中央组织部、甘肃省委、酒泉地委……1985年12月，74岁的何福祥终于盼来了恢复党籍的这一天。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的苦苦等待，她终于夙愿得偿。甘肃省委组织部根据酒泉地委的调查报告，正式批准恢复何福祥的党籍，党龄从1934年起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27年参加红军时算起。

在甘肃省第十二劳动改造管教支队(现为甘肃省酒泉监狱)举行的恢复何福祥党籍的大会上，她用颤抖的双手打开一个包着460元钱(多年积攒的200多元和落实政策补发的2个月工资）的红布包，郑重地将党费补交党组织。其中的200元，大都是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和一角、两角纸币，是她从1957年工作时逐月积攒的。

何福祥1957年开始工作时，每月只有28元的工资，还要养活两个子女。到1972年退休时，她每月也只有44元的工资。但她宁肯不穿新衣服，不给孩子买零食，也不间断每月积攒党费。少时五分、一角，手头宽裕时就多一点。有几次，孩子病了，她向别人借钱治病，也没舍得动用积攒的党费。

近30年的岁月中，尽管生活困难，但她从没忘记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些一分一角攒起来的党费，凝聚着一位老红军战士对党的无限赤诚。

（作者单位 马卫国：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席克让：甘肃省监狱管理局）

（本文图片由甘肃省监狱管理局提供）

（编辑：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