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反肃特

刚刚建立起来的公安机关积极投入清剿残匪、特务，维护社会治安工作之中。

接管之初

贵阳是贵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处川、滇、湘、桂交通枢纽。新中国成立之前是国民党统治较为严酷、反动势力根深蒂固的一个城市。早在1948年5月，蒋介石就任命宪兵司令、粮食部部长谷正伦为贵州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向其面授“黔人治黔”机宜，调集一批贵州籍官员返黔出任要职。谷正伦制定了详细周密的应变计划，加紧反共和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步伐，在全省实行“警保合一”，编练扩充保安部队，训练游击骨干，欲将贵州建成重要基地。

令谷正伦始料不及的是，他精心部署的防御体系根本不堪一击。1949年10月初，得知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贵州，谷正伦匆忙下令“党工下乡，特工潜伏”，组织了800余名职业特务、宪兵及特务性质党团人员就地潜伏进行暗杀、破坏，并伺机发动暴乱，还命人从监狱里释放了800余名惯盗惯匪配合行动。11月11日，谷正伦逃离贵阳前，下令枪杀了26名在押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制造了“双十一”惨案。

11月15日，二野五兵团进占省会贵阳后，立即成立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军事、公安、财政等接管部，全面开展接管工作。公安接管部部长张金波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发布通告，明令“解散、查封国民党非法党团、特务组织，着令该组织一切人员立即停止活动，向人民政府悔过自新，立功赎罪”“收缴非法武器、电台”等一系列肃清特务土匪、安定社会秩序的措施。

然而，由于群众尚未完全发动起来，一些敌特分子借机欺骗、蒙蔽和裹胁群众，策动小股土匪叛乱，他们利用潜伏在城内的特务刺探情报，妄图里应外合攻打省城贵阳。对此，省市两级公安机关密切关注敌情动态，主动出击，先后在贵阳及周边县区捕获敌特分子448名，并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了制造“双十一”惨案的主犯黄国桢、惯匪刘彬等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有力震慑了潜伏敌特。

贵阳市召开镇反肃特群众大会，发动人民群众与敌特分子作斗争。

首战告捷

贵阳解放伊始，慑于我军声威，盘踞在贵阳周边的土匪武装一直未敢轻举妄动。1950年初，我军二野五兵团主力奉命进入川滇作战后，这股土匪武装趁贵阳兵力薄弱之际，迅速收拢小股匪徒会集在贵阳周边安营扎寨，截击运输车辆，杀害地方干部和农村积极分子，攻打区乡基层政权。面对日益猖獗的匪情，公安接管部迅速行动，深入发动群众搜集敌特线索，掌握了一条重大线索：盘踞在贵阳周边的曹绍华、潘方侠等大股土匪武装，多次与潜伏在城内的上校特务钱济渊联络，密谋里应外合攻占贵阳。钱济渊命人制作了统一的联络符号，绘制军事地图，购买枪支弹药，预谋劫狱救出被我抓获的匪特分子，破坏通讯联络，炸毁电厂，还拟写了入城后的布告和标语。他们原定于3月15日发起暴动，但因联络失灵而推迟到3月25日。

为了粉碎敌特的“应变计划”，彻底摧毁匪特潜伏组织，中共贵州省委决定在敌人暴动的前一天，即1950年3月24日凌晨，在全城范围内进行一次大搜捕。3月22日，省委召集省军区、省市公安机关、贵阳市警备司令部主要负责人开会，传达作战部署。3月23日晚，省委社会部部长吴实（贵州省第一任公安厅厅长）、贵阳市委书记秦天真，在市委礼堂召开700余名省、市党政负责干部参加的动员大会，下达战斗任务，部署作战方案。省委指定由省军区副司令员尹先炳、省军区参谋长潘焱、公安接管部部长张金波组成大搜捕指挥组。24日凌晨1点，搜捕行动正式开始。各搜捕行动组到达指定的公安分局待命，公安及部队官兵开始在大街小巷布置岗哨，并在大十字、铜像台(今喷水池)等重要路口架起了轻、重机枪。凌晨3点，贵阳电厂汽笛长鸣，全市戒严，各搜捕组同时行动。

公安机关开展剿匪反特，抓获潜藏敌特分子。

侦察队副队长张清云带领侦察队率先从老东门出发，直扑东山脚下，其他同志在外围掩护。他们悄悄接近军统特务、暴动首犯钱济渊的住处，敲门说：“派出所的，查户口。”听到屋内有响动，张清云立即踢开房门冲进屋内，迅速将钱济渊死死压倒在地，随即在其身上缴获一支已上膛的勃朗宁手枪，还在其住所查获一部电台和大量特务器材。同一时间，市法院院长林超听到汽笛，立即带人进入贵阳监狱，将埋放炸药预谋里应外合劫狱的留用看守陆富田、李富生二人控制起来，经过突审当场挖出他们埋在监狱墙角的上百斤炸药。当夜，由于公安接管部提供了详细准确的情况，由熟悉情况的当地干部、积极分子带路，各路抓捕组都收获颇丰，共抓获预谋暴动的匪首和暴乱分子249人，搜查出枪支弹药、电台、密码等大批罪证。

4月30日，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组成军事法庭，公审阴谋暴动的首犯，依法判处首恶分子钱济渊、王通海、曹伯森死刑，绑赴刑场，立即执行，全市人民拍手称快。“3·24”大搜捕，有力震慑了暗藏在省城的敌特分子，一些漏网人员纷纷向公安机关坦白自首。从3月25日至5月初，先后有726名国民党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向公安机关坦白登记。

正在发报的特务被当场抓获。

搜捕清剿 

在贵阳开展“3·24”大搜捕同时，遵义、安顺、毕节、独山、镇远、铜仁等各地专区公安机关也在一定范围内对国民党潜伏敌特分子开展搜捕清缴行动，先后侦破2793起潜伏敌特案件，抓获敌特人员4368名，缴获电台18部。谷正伦精心炮制的“应变计划”和布置潜伏的敌特组织基本被消灭殆尽。

地处黔北腹地的遵义市，系川黔交通要道，红军长征离开遵义后，这里就成为国民党敌特机关长期控制和重点经营之地，中统、军统均在此建有情报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的遵义，慑于大军压境，敌特组织不敢轻举妄动，城内一度比较平静。1950年1月，驻守遵义的三兵团和五兵团所部先后离黔参加成都会战，潜伏在遵义的11个特务组织伺机暗中串联，图谋发动叛乱。1950年1月14日，五兵团司令员、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杨勇在参加成都会战返回贵阳途中，经过遵义县三合区时，就遭到自称“平黔军”的土匪武装袭击骚扰，杨勇果断指挥警卫部队反击方才撤离险境。元宵节当天，遵义地区专员李苏波下乡开展工作，也遭到特务暗中偷袭，警卫员的棉衣被打了好几个窟窿。紧接着，地委领导所住的郭家公馆，多次遭遇枪击；汽车工会的多辆运输车轮胎被人偷走，支援物资堆积在遵义运不出去。

遵义敌特的嚣张情形，受到台湾国民党情报机构的“青睐”，为加强敌特组织力量，台湾还派遣原遵义步校政治部少将主任伍天纬潜回遵义，企图在黔北组织实施“应变计划”。伍天纬一到遵义，就召集以中统、军统为骨干的11个特务组织，组建起“国民新党”“中国青年救国会”“民社党”等三个反革命组织，部署搜罗残余势力进行破坏活动，与城外的土匪勾连预谋攻占遵义城，还散布“国军已打到贵阳，共产党要放弃西南”等谣言。一时间，城内一些群众误以为解放军会像当年的红军一样只是路过，并不常驻，担心国民党军队会卷土重来。

1950年3月，贵州大规模剿匪斗争开始后，为了完整准确摸清潜伏敌特情况，遵义市决定先配合主力部队剿灭城外土匪，对潜伏敌特分子采取“使用侦察手段、插入敌人心脏，待机而动、一网打尽”的策略，加强了对潜伏敌特分子的侦察摸排。

驻扎在贵阳的国民党残匪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同年4月，潜伏在遵义城内的“国民新党”“中国青年救国会”“民社党”三个反动组织逐渐形成了以中统、军统为骨干的两股势力，伍天纬遂将三个反动组织合并，建立起“中国国民党党员救国委员会”（简称“反共救国会”）这个新的反动组织，并制定了“打入共产党军政机关、搜集情报、暗杀党政军领导人、张贴标语、与平黔军里应外合”的行动计划。分散在遵义周边的土匪在“反共救国会”的唆使下，活动更加猖獗。1950年6月初，他们获知“载有军火、汽油等军用物资的大批军车将由贵阳驶往重庆、途经遵义要休息”的情况后，立即布置城内特务在军车住宿的北大路陈家客栈放火，企图烧毁军车，同时指使土匪武装乘乱打劫物资。解放军及附近群众奋力救火，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

鉴于匪特猖狂的破坏活动，遵义地委社会部和公安机关立即研究部署对敌特组织的搜捕行动，决定集中公安保卫情报干部全力开展侦察工作，力争一网打尽。很快，公安机关查实了“反共救国会”的组织体系及数月来的各种罪行，掌握了他们的活动规律等基本情况。9月1日，遵义地委社会部集中公安及驻军保卫骨干37人，将167名重点侦察对象按照其在反动组织的地位及罪行严重程度，划分为特、一、二、三等四个等级，分别对其进行全天候监控。地区公安处负责整理反动组织专题材料，编印逮捕名单、逮捕证、搜查证，拟定布告、通告和对外宣传资料。9月13日，遵义地委书记陈璞如、专员李苏波、军分区参谋长刘正庚三人组成行动领导小组，以区为单位建立三个分所，下设若干行动小组，准备统一行动。

9月15日18时，参加行动的地、市、县党政、公安保卫干部、驻遵解放军官兵1260人，以参加文艺晚会名义，在军政大学礼堂集中待命，并在全市范围发布戒严令。9月16日凌晨，全市集中行动开始，先后抓捕160名反动组织重要对象，缴获炸药4包、黄金20两、烟土600两以及大批反动证件、文件。紧接着，遵义市军管会、遵义市人民政府发布告全市人民书，揭露了“反共救国会”的反动本质，列举了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破坏遵义地下党组织、屠杀共产党员、镇压民主活动，在新中国成立后实施“反共应变计划”、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的一系列重大罪行，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

1950年12月2日，遵义市召开全市庆祝大会，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反共救国会”11名首恶分子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同时根据我党“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对该组织其他成员分别给予不同处理。这是遵义市采用正确斗争策略，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破获的第一起重大敌特案件，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为随后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彻底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编辑：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