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患突起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亲往南京面见蒋介石,制定了一整套“应变计划”,即在政治上加强反共宣传、强行灌输“反共救国实施纲领”、传授“反共游击经验”,在军事上招兵买马、扩充实力。他还开办训练班,把军阀、政客、土匪特务、地主恶霸、帮会组织中的所谓“社会贤达”“自然领袖”收罗组织起来,培养训练为“反共中坚”。参与“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的1600余人,后来大都成为土匪暴乱的元凶祸首。这也是贵州土匪被史学界称为政治土匪的主要原因。
1950年初,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主力奉命开赴川、滇作战,只留下少数力量参加城市接管和维护治安。于是,潜伏在贵州的匪特骨干们便纷纷蠢动起来,先由零星小股试探性的骚扰破坏,渐渐集中成百上千规模在乡场附近、公路两侧进行活动,进而公开扯起“反共救国”的旗号,疯狂袭击各级人民政府,大肆进行抢劫、暗杀活动。
发动群众参与剿匪。
3月2日,匪“中国人民反共自卫队救国军”纵队司令杨安华、参谋长杨恩华,土匪头目杨江纠集匪徒1700多人,袭击在贵筑县(今贵阳市花溪区)白云区的省委农村工作团,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13名干部战士英勇牺牲。
3月5日下午,第五兵团47师供给处长张维友带领一个班的战士押送两辆军车前往重庆,在离城10公里处的李家坟处,遭曹绍华匪部数百名匪众伏击,12名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两车物资被劫走。随后,战士们的尸体还被匪徒残忍地浇上汽油焚烧。
3月13日,原国民党起义部队272师在师长余启佑带领下,趁移防之机改变行军路线,将我145团筹粮队43人包围并全部杀害。我派往起义部队的军代表团除4人幸免于难,其余35人全部被害。
3月18日,息烽县委书记王涌波率领一排指战员从养龙司到天台开展工作,途经板桥山谷地带时,遭到1400余名土匪伏击,王涌波及30余名战士全部牺牲。
3月19日,大批国民党叛军和土匪围攻长顺县城,我32名党政干部和公安战士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
4月6日,我水城县工作组奉命撤回毕节,行至纳雍县海子、阳长地区时,突遭国民党叛军及土匪5000余人截击,153人在战斗中伤亡。
4月14日,镇远地委组织部部长王富海率两班战士,由黄平县城去旧州迎接从余庆县撤回的大批干部,行至梨树坳时遭500余名土匪伏击,16名战士在战斗中牺牲。
……
突如其来的严重匪患,引起党中央和西南局的高度重视,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明确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剿匪斗争作为“解放贵州的第二个战役”,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土匪!
剿匪部队展开密林搜索。
血战顽匪
面对严峻的匪情形势,贵州省公安机关一边加快接管建政工作步伐,一边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全力以赴摸排侦查敌特匪情,大力搜捕潜伏匪特,与解放军并肩作战,为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应有贡献。
1950年2月初,正当贵阳南郊蔡家关的群众兴高采烈地欢度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节时,盘踞在贵阳城外的土匪却扬言要“拿下蔡家关,攻进贵阳城”,一时间当地人心惶惶。贵阳市公安局六分局接到群众报警,立即指派民警贺尚喜带领一个公安武装班前往蔡家关驻防。3月19日,守护蔡家关群众过完大年的武装班准备撤离,贺尚喜到村寨与群众道别,途中遭遇土匪袭击,中弹牺牲。面对挑衅的土匪,民警和武装班奋力抵抗,先后击退了土匪6次进攻。但因敌众我寡,情况十分危急。分局局长国长泰接报后,立即带领10余名民警前往增援,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歼灭土匪20余人,其余匪徒趁乱逃窜。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战斗中,4名民警和1名民兵壮烈牺牲。
然而,聚集在城外的土匪并不甘心失败。3月25日,匪“反共游击队”司令魏金荣指派匪首罗季云策反了留用旧警察杨裕模,纠集匪徒100余人,预谋里应外合拿下六分局。因我公安机关早有防备,土匪数次进攻均被击退。同年5月5日,魏金荣、杨裕模被缉拿归案后,经人民政府公审依法处决。
参加合围的公安部队向匪部发起攻击。
3月2日,贵阳市朱昌乡原乡长、潜伏匪特黄敬明勾结匪首曹绍华、杨安华、杨恩华等人,率领800余名土匪攻打白云区政府,致使值班的2名工作人员和11名省委工作团成员全部牺牲。土匪得手后十分嚣张,公然聚集匪众1000余人建立反共武装基地,扬言要“攻打贵阳,策应全省4月大暴乱”。
面对猖獗的匪情,刚刚组建的贵阳市公安局立即派出两个武装警察中队开赴沙子哨,采取“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战术实施围歼。白天,武装警察们背上背包朝贵阳转移,夜幕降临后再抄小路急行军折返回来,控制周围三个制高点,张网待敌。3月31日,土匪依仗人多势众一窝蜂向山上扑来,战斗进展异常激烈,武装警察中队充分利用有利地形, 集中火力打击正面敌人,打退土匪的三次攻击。战斗中,武装警察王银山、班长于寿、机枪手李树森等人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入伍不到两个月的王银山与摸上阵地的匪徒展开肉搏,在被土匪刺刀刺中时,毅然拉响了身边的手榴弹,与几名匪徒同归于尽。
年仅29岁的开阳县公安局局长陈珪彰,是一名从冀鲁豫革命老区南下西江接管贵州的“老八路”,也是我省公安机关第一个牺牲在剿匪斗争中的领导干部。1950年2月,开阳县公安局获悉,当地匪首傅衡中组织起一个名为“抗粮委员会”的土匪武装,并伙同赵国臣匪帮预谋叛乱。陈珪彰立即组织力量,连续数日在全县范围内展开清剿行动,终于在开阳北部地区,将图谋暴乱的傅衡中、傅晋康等10余人捉拿归案,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揭露傅衡中等人的阴谋,有力挫败了土匪武装的嚣张气焰,为后续部队大规模剿匪战斗赢得有利战机。
4月27日上午11时,为了配合守城部队清缴土匪武装,陈珪彰主动带领审讯股长王鸿连等3名民警,从西城门越墙出城,搜索沿线丛林中可能暗藏的土匪。为有效识别敌我,他们还统一在左臂扎上白毛巾。搜索行进中,陈珪彰不幸被躲藏在远处的土匪冷枪击中,当场壮烈牺牲。
青山埋忠骨,后人多敬仰。在为期一年半的剿匪战斗中,英勇牺牲在对敌斗争一线的公安民警,还有1950年3月18日被土匪残酷杀害的长顺县公安局副局长冯育民,1950年4月4日在平息国民党起义部队叛乱战斗中牺牲的余庆县公安局治安股长兼县公安保卫队队长徐士浩,1950年5月24日在六枝特区岩脚乡剿灭罗湘培匪部战斗中牺牲的安顺行署公安处民警龙腾、武装战士李明安等人,以及平塘县公安局民警江庭勋、惠水县公安局民警田德荣、长顺县公安局民警张兆祥、施秉县公安局民警张玉卿、镇远县公安局民警邓侑、威宁县公安局民警宋珍全等,共计122人。
被人民解放 军抓获的匪首徐慕杰(左一)、鄢少明(左二)等人及缴获 的武器弹药。
铁壁合围
贵州的严峻匪情,牵动着党中央和西南局领导的心,成都会战一结束,西南军区即安排二野五兵团主力及相关友邻部队回防贵州,发起了为期一年半的剿匪斗争。
重兵入黔,极大鼓舞了驻黔部队及公安机关的士气和信心。公安机关迅速行动,广泛发动群众搜集侦察土匪敌特线索,发现掌握了一批重大匪情。贵州剿匪部队依据公安机关提供的情报信息,制定了“内收兵力,外调援军,集中兵力先对政治影响较大的叛乱地区进行围剿”的作战计划,先后对盘踞在贵州各地的土匪发起了9次较大规模的合围战役。其中,最为成功的是长(顺)紫(云)惠(水)战役,此役不仅全歼了曹绍华匪部“贵州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还活捉匪首曹绍华、屠占廷、刘逸群,击毙匪首陈一鸣,成为贵州剿匪斗争中规模最大、范围最广、也最为成功的一次剿匪战例。
1950年1月,曹绍华率先发起土匪暴乱,先后纠集匪众围攻长顺、惠水、平坝、清镇、青岩、花溪等城镇,劫掠军车、商车数十次,打死打伤我多名基层干部。1950年3月,曹绍华还与潜伏敌特联络,预谋策动全省性大暴动。
人民解放军二野五兵团解放贵阳。
同年5月15日,省人民政府主席杨勇签发贵州省一号通缉令,缉拿匪首曹绍华。在贵州省委的统一指挥下,贵州省军区、省公安厅集中了三个步兵团和贵阳军分区所属两个侦察营及公安部队在长顺、紫云、惠水、安顺、镇宁、平坝6县构筑了近1000里的合围圈,展开了贵州剿匪史上范围最大的一次合围。
战役打响后,各参战部队奋勇当先,前三天就歼匪2000余人。曹绍华困兽犹斗,率400余名骨干与我军对抗。我140团一营教导员李继田带领70余名战士,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勇敢冲杀,将大部分匪徒歼灭殆尽,当场活捉匪首曹绍华。曹被捉拿归案后,解送省会贵阳示众三天后,经群众大会公审处决。
大破天险杨家洞,是公安机关与驻黔部队联合作战的又一成功战例。1950年初,大方县双山镇地主、残匪团长徐慕杰,土匪头子鄢少明乘乱带着100余名土匪盘踞在落脚河悬崖上的杨家洞里,他们破坏公路设施、抢劫军邮、残杀地方干部,占据着天险控制交通,与金沙叛匪陈守钧、王孝传等匪部遥相呼应。
同年5月,公安机关侦获徐、鄢匪部情况后,剿匪指挥部派出五兵团战斗力最为彪悍的47师141团1营攻打杨家洞匪巢。营长李克义受命后连夜率领200余名官兵从毕节赶往双山镇。为迅速彻底歼灭敌人,剿匪部队和公安机关领导多次冒雨侦察作战阵地,反复研究作战方案。时年26岁的李克义带着通讯员三次摸到杨家洞对岸山上抵近侦察,被土匪发现,开枪射击,子弹几次从其身边掠过。
横亘于毕节 至大方之间的落脚河及匪巢杨家洞。
为争取徐、鄢匪部放下屠刀,向人民政府投降,我军封锁包围杨家洞后,先后写了7封敦促信,由公安派出所民警冒死送进杨家洞,但徐的回信却一封比一封强硬,吹嘘“当年国民党一个师都没有拿下杨家洞,今天几百个解放军再厉害也动不了杨家洞一根毫毛”。徐匪的嚣张气焰,激起剿匪官兵的强烈愤恨,剿匪指挥部决定于6月14日向天险杨家洞发动总攻击。为做到仁至义尽,指挥部向徐、鄢匪部发出最后通牒:最后15分钟忠告书!限徐慕杰15分钟给出答复,不投降就坚决消灭。然而,土匪们仗着有天险作屏障,毫无投降的迹象。最终,我军按时发起攻击,不到一个小时就将这伙土匪消灭干净,当场活捉徐慕杰等人,解救被抢掠妇女30余人。
同年6月30日,毕节地区人民政府在双山镇召开公处公判大会,根据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判处匪首徐慕杰、鄢少明、王玉阶死刑,押赴刑场立即执行,同时对那些受蒙蔽、受欺骗的匪徒,经教育有悔改表现的当场释放。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依据这个公安机关与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的剿匪故事,拍摄了贵州首部公安题材故事片《云雾山中》。
从1950年1月到1951年6月,贵州各级剿匪部队在公安机关密切支撑配合下,先后歼匪27万余名。匪患平息,各级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多次指挥贵州剿匪合围战役的杨勇将军曾感慨:“黔匪之悍,冠绝西南。贵州剿匪斗争可歌可泣的壮丽战绩,将永垂革命史册。”
(编辑:周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