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州禁毒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面开展禁烟禁毒运动。广州作为我国历史上的重点毒品输入地，长期深受其害。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市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禁种、禁售、禁吸及戒毒的有效措施，取得良好成效。 

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1949年10月14日，广州解放。当时，广州面临着严峻的毒情形势。在种植方面，郊区约有罂粟200余亩，主要集中在从化、花县等地区；在运输方面，广州毗邻港澳，又紧邻西南各省，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其成为毒品的销售点、出入口岸及重要中转站，堪称华南地区走私毒品的中枢，毒品运销猖獗。当时，广州毒品运销渠道多元化，以香港、澳门为据点，以广州为转运站，从水陆两线转运内地走私。在陆路方面，有15个走私集团，大量走私毒品。在水路方面，走私集团在香港设立指挥机构，在广州设立运转站。毒品在广州的城市和乡村几乎无处不在，严重威胁着人民健康、影响着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禁绝毒品势在必行。 

1949年10月27日，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成立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其中的职责包括领导禁毒工作。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同公安、卫生部门及有关人民团体组织禁毒禁烟委员会（注：文中的“烟”指“大烟”），在烟毒流行较盛地区，根据需要设立戒烟所。随后，广州市禁烟禁毒委员会成立，副市长梁广任主任，具体领导群众性的禁烟禁毒运动。后来因工作需要，广东省与广州市禁烟禁毒委员会进行了合并。委员会下设指挥部，指挥部下设秘书组、禁种组、宣传组、查缉组、禁吸组、保管组等6组。 

当时，广州毒品运销呈现帮派化，如“梧州帮”“罗定帮”等。广州诸多帮派中以“罗定帮”最为典型。该帮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贩运烟毒组织，依靠网络调集港澳和西南各地毒品至广州，再转至全国各地。 

对此，广州公安采取严厉措施打击毒品犯罪。资料显示，1949年10月22日至12月31日，广州市公安局共缴获烟具30套、烟枪300支、烟30多千克；1949年10月26日至12月15日，广州市公安局共破获烟毒案408宗，抓获1090人；1949年12月，“劫车、杀人、贩售毒品、无恶不作”的反动分子区汉生、周康等被广州市警备部就地枪决；1950年10月，陈加万涉毒案被破获，收缴鸦片1893两及人民币2200元…… 

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公安侦破了系列毒品大案要案。 

磨砂轮贩毒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公安破获的大案之一。1952年8月，广州公安接到线索：早在1951年1月，由贵州邮寄到广州的3件12寸磨砂轮箱的18只砂轮藏有毒品。警方顺藤摸瓜，及时发现1080两吗啡，将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多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并截获170万元汇票，此案轰动一时。

构筑禁毒民心“长城”  

在严厉打击的同时，广州广泛开展全面宣传活动，构筑禁毒民心“长城”。 

1951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广州市禁烟禁毒暂行实施办法》，烟民要在办法公布之日起40天内(后改为60天)，凡吸食、运、制、私存鸦片及其他毒品者，向各区公安分局进行登记，听候处理，逾期不登记者即以抗拒登记论处。各区公安分局及派出所民警深入宣传政府禁烟政策，通过深入细致的宣传与思想工作，大部分烟民放下思想包袱，纷纷前往各区公安分局进行登记。 

1951年5月24日、31日，广州市公安局发布“彻底禁绝烟毒”“大家都来宣传禁烟禁毒”消息。对于入戒毒所戒毒者，采取减免医疗费和适当照顾生活的方式，并进行思想改造；对于戒毒成功者，还举办欢送会。很多烟民因感动主动要求立功，提供大量案件线索。 

广州市人民政府利用林则徐虎门销烟纪念日的契机，于1951年6月3日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广州各界禁烟禁毒大会。这次大会有各机关、各区、各界人士以及已登记烟民、戒毒所烟民、烟民家属等近万人参加。这次禁烟禁毒大会后，禁烟禁毒工作进展迅速。两个月后，戒毒所279名烟民戒除了烟瘾，另外有4700名烟民在家自戒。1951年7月，广州市禁烟禁毒委员会专门组织对50多位戒毒康复者进行回访，其总体表现良好，有的还当上了治安组长。 

此外，广州广泛发动群众禁止鸦片种植和销售。解放初期，广州郊区人民政府配合驻军铲除了一部分烟苗，其余部分地区也有自动铲除者。但是由于郊区尚未进行土改，农民运动也未充分发动，一些恶霸、流氓继续偷种。1951年3月，市郊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推翻了封建旧势力。1951年6月，广州市在郊区彻底消灭了鸦片种植现象。 

根据广州市禁烟禁毒委员会1951年11月4日的工作报告，广州解放后至1951年10月底，全市共破获运售制造烟毒案235宗，摧毁烟档3493个，抓捕烟犯7210名，缴获烟土烟膏18928两、吗啡194两、海洛因155两、红丸80两又230包、烟灯13087盏、烟筒12716支、烟称1244把。在广州市人民政府及广州市禁烟禁毒委员会的领导下，广州禁毒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到1952年10月底，广州市禁烟禁毒运动结束，取得了根本性的胜利，涤荡了旧社会的污毒，彻底摘掉了广州“烟馆多于米铺”以及“烟赌世界”的帽子，旧貌换新颜，净化了社会治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威信，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也为恢复和发展经济扫除了障碍。数以万计的烟民，彻底戒除了毒瘾，成为广州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生力量。

链接：广州禁毒历史的智慧与启示 

地处南海之滨的广州，在禁毒运动中表现出了对新生共和国政权的强大向心力。在禁烟禁毒运动动员中，严格有序；在政策落实中，务实执行中央决定；在办案中，缜密侦破，令犯罪分子无处遁形。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的禁毒工作充满着智慧的力量，带给人们诸多启示。 

首先，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是广州禁毒取得良好成效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土地公有制的推行使得毒品犯罪无处遁形。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社会主义公有制土地改革轰轰烈烈开展，从内源性角度解决了毒品种植问题。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合理地分配了土地资源，改变了农民的种植结构，鸦片禁种令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如果说土改后农民还有夹种、偷种毒品的可能性，“三大改造”以后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后则根除了一切毒品种植的可能性。因为在土地集体所有、集体使用的情况下，种什么、种多少都由村集体决定的，偷种、夹种没有任何机会。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外源性角度解决了毒品运销问题。毒品是数百年来西方列强侵害我国的重要武器之一，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而积贫积弱的封建政权、反动军阀政权均对此无可奈何。新中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彻底摆脱了西方列强的奴役和束缚，从国际环境角度切断毒品的外部运输、中转与消费的根源。 

第三，新生政权体现了集体领导力量的强大及系列应对措施的高超智慧。从军管会到政府机构再到公安机关，层层布置，设置专门的戒毒场所、教育场所，覆盖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三反”“五反”运动从伴生环境角度消除了毒品问题发生的土壤，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各种犯罪问题都得到控制，毒品问题也就没有了生存的环境土壤。在综合社会治理方面，以民心凝聚民力，使吸毒、贩毒得到广泛的群众监督，处处得到民众的配合。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无论种毒、吸毒、贩毒、戒毒，各个环节都充分显示出监督、教育及惩治的显著效果。这种群策群力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带来重要启示的成功历史经验。

（编辑：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