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陈彦,当代著名作家、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喜剧》《星空与半棵树》。《装台》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星空与半棵树》获2023“中国好书”。出版《陈彦文集》20卷。
“我的创作没有中断,这是我的最爱,也是安身立命之本。作为文艺团体的管理者,不摸爬滚打在文艺创作的规律中,是不好管理的。”
记者:在成为一个小说家之前,您有过多年的职业编剧生涯。能说说您是怎样走上这条道路的吗?
陈彦:我最早是从散文、短篇小说起步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在陕西省镇安县,那时喜欢写点东西、找点出路的年轻人很多。上个世纪80年代初,各种报刊、杂志特别多,写个邮递员,我就会投给邮电报;写点乘车感受之类的稿子,就会投给交通报。只要找准路子,投出的稿子一般都能发表。从17岁起我就开始发表作品,我总觉得,写作是件有用的事情,能寄托作者的一些个人理想。起初写的东西能发表,就觉得很高兴,越往后走,越希望在作品中寄托更多的思考。
1981年,陕西省文化厅、教育厅等三部门曾联合下发一个文件,征集反映校园生活的“学校剧”。县文化局的人问我,你经常写东西,能不能写个剧本试试?我就写了一出九幕的校园话剧,写一位中学女教师和她的学生的故事,名叫《她在他们中间》。文化局把它刻成蜡版,油印后交了上去。半年后,县文化局通知我,说我获奖了。在一等奖空缺的情况下,我获了个二等奖。
那次获奖,给当时只有18岁的我非常大的鼓励。到22岁时,我写的四部舞台剧已经在商洛地区由两家专业剧团在上演。这就把我推到了专业编剧的路上去了。
记者:许多年里,您一直在当领导。在处理繁忙的行政事务的同时,您是如何坚持文学创作的?
陈彦: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个干专业的。即使在管理岗位,也是因为我有这点专业特长,才被一次次选用的。调到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后,我一直在创作研究中心当专业编剧。31岁时,我担任编剧的32集电视连续剧《大树小树》在央视播出,并且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奖和“飞天奖”。研究院希望我担任青年实验剧团的团长,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就当了。因为不愿意放弃专业,在当团长的4年间,我也一直在创作,包括现在仍在演出的《迟开的玫瑰》等,就是那时写的。后来,又当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分管创作的副院长,我写了《大树西迁》等剧本。再又当了10年院长,我写了《西京故事》等作品。总之,我的创作没有中断,这是我的最爱,也是安身立命之本。作为文艺团体的管理者,不摸爬滚打在文艺创作的规律中,是不好管理的。
“作为作家,我们都要努力成为这个时代的书记员,记录好我们在场的时代。每个时代的作家都应该有在场的使命与书写自觉。”
记者:您曾经称“作家要做时代的书记员”,这能不能称为您的文学宣言?
陈彦:“作家要做时代的书记员”,这个话是巴尔扎克说的。我曾经在写陈忠实先生时,说过陈忠实是这个时代的书记员。作为作家,我们都要努力成为这个时代的书记员,记录好我们在场的时代。每个时代的作家都应该有在场的使命与书写自觉。
记者:如果让您从已经出版的作品中选一部代表作,您会选哪一部?
陈彦:如果一定要选一部,那我就选最新出版的《星空与半棵树》吧,新的总是好的。这部小说打开的社会面更加广阔,聚集的生命经验也更丰富一些。
记者:《星空与半棵树》中,您用很重的笔墨,多层面塑造了一个派出所长何首魁的形象。这个人物有原型吗?
陈彦:没有原型。我父亲是基层的公务员,当过好几个公社、乡镇的党委书记,他的工作和派出所有交集。青少年时期,我跟着父亲,认识了一些派出所民警,见识了他们的苦累与危险。这些基层民警身上看起来有很油、很冷的一面,但一旦到关键时候,他们是会为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去拼命的。
我写这些警察时,下笔都是很慎重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警察没有威信,这个国家的管理就会出大问题。像我小说中何首魁这样的警察,他需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与这个世道进行周旋,因此他身上不免有些世俗气。在北斗镇,何首魁有时甚至活成了一个笑话,但是谁也没办法惩治的恶人孙铁锤,最后是被他开枪击毙的。他是正义的化身,但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有血有肉的人。
记者:孙铁锤是您书中的一个恶人形象,这个人物十恶不赦,缺乏人性。您塑造这个人物,是不是借用的戏剧的脸谱化方式?
陈彦:不是脸谱化,而是我有意要塑造一个恶棍形象。我们的文学,越来越痴迷于写自己的小情感,与社会缺少关联度。很多作品都看不到人的底色,不知道作者写这个人的意义何在。文学如果远离社会,被社会边缘化就是必然的。我们需要有丰富的人性书写,但也需要有一种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辨识度。黑暗中要见光明,沉沦中显影崇高,否则,文学对社会还有什么用处呢?《星空与半棵树》里写了多个平民英雄,也写了孙铁锤这个恶棍。在我们的社会中,到底有没有恶棍,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我觉得不能把一切都写得含含糊糊,得有一点清楚的点击,这就是我理解的文学由生活飞升云端之上的书写必要。
我们的文学名著以及世界上的经典文学名著,从来都不缺乏恶棍形象塑造,包括“四大吝啬鬼”的塑造,都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大善与大恶形象在文学中都是不能缺位的。缺位就是文学对世道人心与世界的缺位。因此,在《星空与半棵树》里,我有意塑造了孙铁锤这样一个恶棍形象。他开始时也许没有那么坏,但在各种利益面前,他的贪婪、自私尤其是对弱者的冷酷、残忍、压榨,都被强化到了极致。我们扫黑除恶不就是扫除的这种人吗?
记者:您的小说可读性强,除了故事讲得好,还和语言生动有关。您在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方言,写作中有没有顾虑,比如它会不会影响到陕西以外读者的阅读体验呢?您的语言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陈彦:我在使用方言的时候,如果这种说法只在陕西方言中有,我就会使用一种在表意、达意上让人一眼能看明白的文字,它就不再是纯粹的陕西土话。我在小说中使用方言时,可能会重新组字,这样表达更便于读者理解。平时,我也会注意收集一些表达生动的语言,哪怕正在吃饭,听到了一句有意思的话,如果觉得特别精彩,我会马上在手机上记录下来。
“警营作家们的书写,也不要局限于警察的职业范围,而是应该打开更大的社会面。”
记者:您对警营文学作者有些什么建议和告诫?
陈彦:我写了舞台三部曲《装台》《主角》和《喜剧》,但它们不是只写了舞台上的状态,而是拉开了整个社会的宝塔形结构。《装台》写了一群装台人的生存状态和尊严;《主角》则写秦腔名伶忆秦娥近半个世纪的兴衰际遇,写一群艺术家们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勾连,展现的是改革开放40年里普通人是怎么走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警营作家们的书写,也不要局限于警察的职业范围,而是应该打开更大的社会面。在挖掘人性上,你可以往珠穆朗玛峰上爬,也可以往马里亚纳海沟里沉。托尔斯泰的《复活》不就是案子带出来的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也是,而他们写的是人的灵魂沉沦与救赎这样的主题。
记者:您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怎样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
陈彦:无非就是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总爱拿司马迁作比喻,司马迁写《史记》,按说他写的是历史著作,但他始终都在“行”,过去的古战场、历史遗迹,他都亲自去考察过,用步履进行丈量。中国很多知识分子都特别注重田野调查。比如费孝通对江村的调查,就是扎在这一个地方,把它搞深、搞透,不是一年,而是一辈子。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
先说了走读,再说阅读,就是书本阅读。一个作家的阅读,应当是广泛的。从天文、地理到我们自己从事的专业,一些必读书目都是绕不开的。写作是开掘人的心灵深度,如何获取心灵的深度呢?恐怕首先还得从广博的视野开始。对宇宙、对大自然、对历史过往、对人性有了充分的把握之后,你才可能有你的书写深度。
(图片由江西公安文联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