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岁月一个温暖的仪式感

周日到局里开会，和一位好久不见的女同事一起等电梯，我夸她新烫的头发好看。她说，要过年了，怎么也得有点仪式感吧。她的笑容透出中年女性的柔美，一下让我想起了母亲那个年代。

母亲年轻时，过年前也要去理发店排队烫头的。到了除夕，母亲和婶子们回家过年，都顶着一头黑亮的烫发，棉袄外面都套着缎面盘扣的花夹袄。

带给孩子欢乐的不光是吃好吃的、放鞭炮、看春晚，最激动的是收到长辈给的压岁钱：一沓一毛钱的新币或者五元、十元的纸币，羞答答地推辞两下，双手接过放在兜里，不时偷偷捏两下。

那年奶奶走了，一大家子一起过年的仪式感似乎也跟着走了。

前些年过年，我都会给母亲买一套线衣、线裤。节俭的母亲不舍得穿，新的又压了箱底。

母亲说，现在的生活这么好，天天都像过年一样。

母亲不讲吃穿，她的重心，或者说她对家的仪式感都放在我们这些后辈身上了。

母亲知道我们要回去，就南窗看、北窗望，听到楼道有脚步声，就打开门缝往外瞧。母亲是能分辨出我的关门声和上楼的脚步声的。

母亲总会提前把我的拖鞋摆好，站在门口的鞋柜旁，再接过我手中的包袋。

平时忙，我时常回去的晚，母亲便把饭菜热在锅里，再一样一样端出来，摆在我面前。她不坐在桌前，总是倚着橱柜站着，有一句没一句地和我说话；或者什么都不说，就那么看着我吃饭。

母亲始终拦着不让我洗碗，即便只有一副碗筷。

吃完了饭，她又撵我走。她总说，赶紧趁亮儿走，回家歇着，慢点开车。我憋不住乐，天都黑透了，还趁亮……

我推开门，踏入夜色中，感觉母亲的目光又从北窗送到了南窗。

还记得去年的大雪来得既早又猛烈，大风裹挟着雪片，摔在脸颊上，钻到脖颈里。我和新来的民警小王到辖区走访。在小区大门外，身高一米九的小王，一手拉着帽子，一手捂着领口，仿佛被吹成了纸片人。

母亲打来电话，她说，下这么大雪，来回开车不安全，晚上别回来了。我说，是呢，不回去了……

敲开一家几次都未敲开的房门，看到女主人诧异的眼神，我连忙解释：我是这栋楼的警格员，没有别的事情，就想提示您一下，暴雪天气，尽量不要出门，出门开车一定要轻给油、慢刹车……这时，穿着尿不湿的小男孩跑到门口，一边喊着警察阿姨，一边举起小碗中盛着的雪球给我看。我蹲下，微笑地看着孩子和那颗雪白雪白的雪球。

鞋子上沾着的雪化得湿漉漉的，我歉意地用脚搓了搓走廊里留下的脚印，努力地记住这家的房门号、女主人和孩子的模样，以便在某一天接到她请求帮助或咨询的电话时，能快速地喊出她的名字。

房门关上了，她会记得曾在那样的一个大雪天，一名女警察双手递给她一张写着姓名、电话和警号的联系卡么？

一转身，我又想起了什么，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我说，屋里冷不冷呀？雪大、楼梯滑，雪停了也不能让我爸下楼哇！母亲笑着说，这大雪天，谁出门呀，都在家猫着……

我当母亲和警察很多年了，行走的光影带走许多欢乐、泪水和曾经的青春岁月，而穿上深蓝色警服的仪式感却一次次坚实了内心。那些反反复复说过的话——说给眼眸闪亮的孩子、说给脚步踯躅的青年、说给目光浑浊的老人……也许有些话是多余的，可有些话却是弥足珍贵的，那是多年沉淀的真情实感，那是每一个仪式感中蕴藏着的人间温暖。（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绥化市公安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