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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弥尔顿:人生的前半段总梗着脖子做人

2011年11月09日 09:44     来源: 中国青年报    作者: 张伟   
中国青年报 · 张伟  |  2011-11-09 09:44



    诗人简介

约翰·弥尔顿(JohnMilton,1608~1674)英国诗人、政论家,民主斗士。弥尔顿是清教徒文学的代表,他的一生都在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奋斗,代表作《失乐园》是和《荷马史诗》、《神曲》并称为西方三大诗歌。约翰·弥尔顿1608年12月9日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清教徒家庭。父亲爱好文学,受其影响,弥尔顿从小喜爱读书,尤其喜爱文学。1625年16岁时入剑桥大学,并开始写诗,1632年取得硕士学位。因目睹当时国教日趋反动,他放弃了当教会牧师的念头,闭门攻读文学6年,一心想写出能传世的伟大诗篇。1638年弥尔顿为增长见闻到当时欧洲文化中心意大利旅行,拜会了当地的文人志士,其中有被天主教会囚禁的伽利略。弥尔顿深为伽利略在逆境中坚持真理的精神所感动。翌年听说英国革命即将爆发,便中止旅行,仓促回国,投身革命运动。约翰·弥尔顿1641年,弥尔顿站在革命的清教徒一边,开始参加宗教论战,反对封建王朝的支柱国教。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发表了5本有关宗教自由的小册子,1644年又为争取言论自由而写了《论出版自由》。1649年,革命阵营中的独立派将国王推上断头台,成立共和国。弥尔顿为提高革命人民的信心和巩固革命政权,发表《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等文,并参加了革命政府工作,担任拉丁文秘书职务。1652年因劳累过度,双目失明。1660年,王朝复辟,弥尔顿被捕入狱,不久又被释放。从此他专心写诗,为实现伟大的文学抱负而艰苦努力,在亲友的协助下,共写出3首长诗:《失乐园》(1667),《复乐园》(1671)和《力士参孙》(1671)。1674年11月8日卒于伦敦。

按当时的出版法令,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本身就是一本未经许可的非法书籍,而且远算不上一本经过深思熟虑的作品。不妨猜测一下,要不是这位国会议员那支持离婚的小册子受到查处和抨击,他可能压根儿不会注意到当时的出版审查令。

约翰·弥尔顿:人生的前半段总梗着脖子做人

1643年英国新一版出版法令颁布时,弥尔顿有更要紧的事处理。一方面,新教和旧教的政治斗争,让新教徒弥尔顿忙着与守旧者论战;另一方面,个人的婚姻波折也让他心烦意乱。35岁那年,他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定下与一个保皇家庭年仅17岁女孩的婚约。不料,妻子结婚不到一年就躲回娘家,死活不肯回来,坊间也盛传,妻子拒绝与他圆房。这种个人生活的刺激,让他开始撰写支持感情不合者离婚的出版物。不过,绕来绕去,倒绕出了一本论述出版自由的名著。

说是名著,《论出版自由》其实过了100多年才真正风行起来,并成为后世喜欢引据的经典。一位传记作者甚至说,要是没有《失乐园》,弥尔顿的这些政论小册子,大概早就被历史埋没了。确实,这些政论,虽说因酣畅淋漓而让人赞叹,也因为出语污秽、血口喷人而叫人咋舌。

起码在他人生的前半段,尚没有失明的弥尔顿总是梗着脖子做人的。作为“革命”的一个重要鼓吹手,弥尔顿是支持处死英国国王的那类人,因为“人民有审判和处死君主的权力”,并支持共和国。不过,当共和国真的建立起来,独裁者克伦威尔当政时,他又反对把革命继续深入下去。而到斯图亚特王朝卷土重来时,他又摆出架势反对旧王朝,结果受尽了迫害,最终穷困潦倒。

风光不再的弥尔顿,似乎已经失去了年轻时的冲动和澎湃激情。正是在这段时期,他开始撰写《失乐园》。

在中国人过去的传统评论中,《失乐园》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宣扬反抗精神,反感“上帝”的暴政而勾画了反抗的天使形象,这被苏联人别林斯基称为“对打倒权威的起义的颂扬”。但另一方面,他对革命暴力充满了反思,对宗教意义上的顺从表示同情和支持,这理所当然成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的铁证。

但《失乐园》让人记住的原因,也只能从这种“局限性”里头去找。是复杂人性的光芒而不是简单的政治是非判断,让《失乐园》远超那些政论,给弥尔顿留下了持久的名声。此时,弥尔顿青春不再,政治失意。这个失明老人潦倒地摸着心脏写出的东西,充满内省和睿智的思考。

其实,回头看去,弥尔顿本就不是个形象单一的叛逆者。他在《论出版自由》里斥责出版审查令,却并不挑战传统。他所有的理论,都是以英国人认可的传统文化为基础,并从古代找寻支持自己论点的例子。甚至,他并不希望冲荡当时社会所习惯的生活,他反对普遍意义上的审查,却支持对诽谤言论和反宗教言论进行限制。每当我想到,这本书是花了不到一个月时间写就的,我就更有理由相信:那种有限度的改变是他不由自主的本能选择。

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并没有对当时的出版审查令有任何冲击。事实上,它就像多数类似的小册子一样,不久就被忘却。当它在今天被人反复提及时,它已经与它所引用的那些古代作品一样,变成传统精神的一种象征。但是,在引用“禁一本好书无异于杀死一个好人”、“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这种警句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论出版自由》的作者本人,也曾经求助于审查制度,来对付那些他认为有诽谤嫌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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