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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三后邓朴方看到何报道准确判断“林彪出事了”?

2015年05月28日 02:33     来源: 凤凰历史    作者: 邓小平研究组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押送至江西省新建县劳动。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也是他个人和家庭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这期间他通过汪东兴多次给中央写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对自己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提出要求,但对家人的关爱却毫不掩饰。

  老爷子和母亲知道我在救济院的情况以后,非常伤心。他们就给中央写信,要求把我接到江西照顾。经过努力争取,毛主席终于批准,我被接到了江西。

  1970年10月17日,得知邓朴方将被送到南昌同自己一起生活后,小平致信汪东兴说:“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好转。所以,我们恳切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

  1971年2月3日,就照顾邓朴方事宜,再次致信汪东兴说:“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起生活较好。我们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邓朴方送到南昌。”

  1971年11月8日,林彪集团覆灭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信中除表达了对林彪、陈伯达问题的态度外,在信的末尾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我们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毛泽东阅信后也深有感触,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东兴)办一下。

  老爷子为了我的事给中央写的信,我是在纪念馆里看到的真迹。看了信中的内容,心情很不好受。想想老爷子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对子女们还付出这么多的心血,真是令我感动。我盯着那封给中央的信,久久说不出话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也没有具体和我说过信的事情,老爷子藏在内心的东西,在平常他都不会主动去表现,他从来不说,只有在子女们偶尔遇到特定的场合,突然发现一个事情的时候,才发现老爷子对我们的付出和对我们的爱。

  我去江西之前,党员资格已经被取消了,身体也残废了,感觉一切都是灰色的,一切都是失望的,可以说是心如死灰。到了江西,见了老爷子和母亲的面,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相对无言无泪,泪在心里流。我们只是对着面看了看,然后我就进到屋里,大家帮我躺到床上,就开始过日子了。

  他们照顾我的起居和生活。老爷子从来不说什么,妈妈会跟我说说话。

  有时候我洗澡的时候擦身子,妈妈和奶奶擦不动,父亲就来帮着擦。夏天又特别炎热,我躺着不能翻身,他们来帮我翻身。

  因为我自己不能行动,所以老爷子和母亲、老祖要照顾我的生活。洗漱、如厕、洗衣服等都是家人帮助我。不管白天晚上,还要每两个小时帮我翻一次身,以免长疮。那时候我父母每天上午还要到工厂里劳动。

  我记得那时候给我擦澡,家人们要先烧热水,再一盆一盆地端过来。老爷子算是三个人中间的壮劳力,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父亲给我擦澡。父亲并不说什么,但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换个角度来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这种情况下为子女非常细致地一点一点地做事情而且每天做得很认真,有时候回想起来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在江西那段时间里,我感受到的都是家庭的温情。这种感受仅限于在江西的时候,因为正常情况下很少有机会这样长时间相处。在平时老爷子要上班,孩子们要上学,而在江西,大家整天相处在一起,特别是我伤得那么重,他们还要照顾我。在江西的日子里,是自己跟父母贴得最近的时候。家庭温暖、天伦之乐,虽然日子是苦的,但乐在其中,这种感觉发自内心。那段时间最能体会到一家人相濡以沫的感觉,我奉献我的,你奉献你的,大家在一起共同度过一个在困难中却温暖的时期。

  去江西的时候,我党籍被开除了,自然也没有职业,没有工资。我唯一消磨时间的方式是修理收音机。妈妈想搜集收音机来让我修理,可收音机那时也属于贵重物品,不可能每家每户都有。我就只好把家里的收音机拆了装,装了再拆。

  我天天抱着收音机听,长波也听,短波也听。后来有一次我听到有些外国电台报道中国有一架飞机在内蒙古失事了,连着几天都报这个,我当时不懂发生什么事情。到了10月1日,报纸登了参加十一晚会的领导名单,林彪和他联系紧密的人都不在列,我当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了。我悄悄跟妈妈说,“你跟老爷子说说,可能林彪出事了。”过了一会儿妈妈过来说,“老爷子说了,可能。”当然,这在当时都是悄悄话,不久以后中央关于林彪叛逃的文件就传达下来了。

  老爷子复出后我和老爷子从来不交流政治上的东西,包括我的工作,我也不跟他交流。这件事情上我有一点儿自私,我想我已经做得有些起色了,就不应当依靠老爷子去办事情。男子汉做事应当自己来做,不能靠父母,所以我始终就没有请他题过词,也没有请他讲过什么话,也没有跟他讨论过我工作内容的好坏。他对我的想法应该是知道的,他从心底里也支持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当面直接寻求他的支持。结果现在我们找资料,找不到他对残疾人事业方面的题词和讲话。后来从外国元首的回忆录中才看见他在这方面的言论,他见卡特总统时讲到中国的残疾人事业,他说他是很关心的,这项事业应当支持。

  

责任编辑: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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