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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笔记揭秘:公开讲的并非都是心里话

2015年02月09日 15:09    来源:新华网   作者:辛闻   

  林彪在天安门城楼画像(资料图)

  《毛泽东选集》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军事著作、哲学著作(包括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思想修养、文艺理论,等等。自从林彪提出学毛著的号召后,许多单位和部门掀起了学毛著的热潮。由于传统的道德随着传统文化的被批判而摒弃,广大干部群众便从毛著里的“老三篇”中吸取思想修养的营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张思德和传说中挖山不止的愚公成为大家的学习榜样,涌现了助人为乐的雷锋等学习毛著的标兵。

  对于涌现出大量好人好事的学毛著运动,林彪也及时给予加油、打气。他对于“老三篇”,曾有过这样一段名言:"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有人为林彪这一段语录谱了曲,一时间到处传唱。林彪在《毛主席语录》上的题词也被印制成邮票。学毛著的群众运动又进一步提高了倡导者林彪的威信。

  另外,林彪提倡学毛著是以毛泽东过去之正确来证明今日之正确。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才能和思想,并不是一开始便被党内多数人所认识到的。毛泽东的主张曾被讥讽为“狭隘经验论”,他在革命队伍中曾经被撤销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三次被排挤出军队。直到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才在事实上逐步成为中共领导的核心。延安整风后,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导师和领袖地位。随后用了四年半的时间,便打败蒋介石,建立了新中国。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人们达成共识: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却放弃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纲领,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急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把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和农业集体化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总路线,发动“大跃进”,成立人民公社。

  1958年风调雨顺,本是大丰收的年景,但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到年末已经出现了粮食紧张的状况。毛泽东虽然发现了问题,但并没有认识到症结所在,只是在郑州会议上作枝枝节节的调整。为了克服党内的怀疑、动摇情绪,毛泽东越来越频繁地重提民主革命时期他和战友们的分歧。

  对此,罗瑞卿在揭发林彪的材料中写道:“1959年春,主席在上海的一次中央全会扩大会上,指名批评了×××。主席说:‘×××,因我不断同他的错误作斗争,他恨死我了。’主席还说:‘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同人家的错误作斗争。’接着,主席就挨次对着坐在主席台上当时的中央常委说:我同你不是在什么问题上作过斗争吗?我同你不是在那个问题上作过斗争吗?主席面对当时在座的每一个常委都说过一遍内容不同、形式相同的话。主席面对着林彪时说:‘我不是在会理会议上也同你作过斗争吗?’当时所有受到主席批评的人,包括×××,都没有作声。……至于这个林彪呢,在主席的话尚未讲完,就打断主席的话,满身摇摇晃晃,嬉皮笑脸地说:‘那是走得太疲劳了,就是冲动,简单地骂娘。"

  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召开的时候,毛泽东继续将重提历史上的党内斗争作为击败怀疑者和动摇者的武器。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1958年以来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封信已经触及路线问题,立即将会议由纠“左”转变为反右、批彭。7月31日,毛泽东发言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上大风浪中就是不坚定的。历史上四条路线,立三路线、第一第二两次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以后在几次发言中都算了彭德怀的老账,指责彭德怀“历来有野心”,是“内有二心,貌似张飞”,“在几次路线中都摇摆”。在批判支持彭德怀的张闻天时,翻张闻天曾经支持王明路线的老账,说张闻天是“旧病复发”,疟疾原虫“没有根治”。

  毛泽东频繁地重提历史,显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现实服务的。对此,林彪领会得最深。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把产生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说成是:“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而造成的。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要小得多。”“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由此,林彪得出一个“凡是”:“我深深地感觉到,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林彪这一段话正是以毛泽东过去的正确来证明今日的正确,从而起到了维护毛泽东错误主张的作用。林彪号召学毛著的内容主要是《毛泽东选集》,这些正是毛泽东“战无不胜”的记录。

  林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如果发自他的内心,也不失为一家之言。但是,据林彪的笔记,他讲的并非是心里话。在公开场合,林彪不遗余力地倡导大家学习毛泽东著作,但是,在私底下,他却说:“为省脑力勿读一号和斯(大林)。”

  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旗帜鲜明地为“三面红旗”辩护,但私下里却对“三面红旗”,尤其是总路线和“大跃进”颇有微词。

  关于总路线,林彪在大会上说:“多快好省,毫无疑问,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能够多快好省,需要多快好省,需要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而且能够争得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干劲,不争上游,少慢差费。”但私下里,他在笔记中却写道:“只讲多快,不讲好省,出废品(烧铁),失【蚀】本生意(未节成本,未惜人力)猛搞。今应提好省多快,好省基【础】上求多快。鼓干劲似应提,以科【学】为基【础】(实事求是)。以后也应如此提(现本末倒置)。”

  关于“大跃进”,林彪完全不顾已经饿死成千上万人的事实,在大会上说:“大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去年、今年,虽然生产数量不那么多,明年也不那么多,但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起来,还是大跃进。”但私下里,他又说“大跃进”是“凭空想胡来”。

  林彪在庐山会议上虽然猛烈批判彭德怀,但据他的家人说,林彪私底下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就是急了点。

  如果把林彪私底下说的话算是真话,那他在大庭广众说的话就是假话、谎话。这二者反差越大,就越证明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或许有人会说,在当时“左”的政治氛围中说假话是形势所逼。在1957年反右派和1959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的“左”的政治氛围下,确有很多人因为怕挨整惹祸而说言不由衷的话。但这完全不适用于当时当地的林彪。

  在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就传达了毛泽东在1月10日的指示,宣布实行“三不主义”,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此后,会议上便议论纷纷,有人对“三面红旗”提出疑问,许多县级干部对人民公社的正确性提出疑问。1月27日,刘少奇作口头报告。他说:“在过去的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但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马鞍形。”究其原因,刘少奇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

  刘少奇对国内经济形势的估计基本上实事求是的,他的口头报告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认同。按照林彪私下里的想法,他应当赞成刘少奇的报告。但是,他不。他在笔记中写道:“三级表态:说坏—右,不说—中,说好—左。”他要当左派,于是不顾事实,昧着良心,对1958年以来错误的“三面红旗”一味说好,对毛泽东一味唱赞歌。在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同时,干扰当时纠正错误的进程。

  1962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把党内对空想社会主义主张的动摇、怀疑和反对的思潮,定性为阶级斗争的反映,再升级为党内资产阶级对马列主义的修正,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1964年底,林彪说部队开展的比武冲击了政治,提出要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和单纯生产观点。

  1965年底,林彪以“反对突出政治”的罪名扳倒了罗瑞卿。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讲防政变,把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说成是要发动政变的阶级敌人,并说:“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

  林彪继续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不仅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还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对于林彪这些话,毛泽东认为说过了头,但是他又认为当时还需要,因此把林彪的讲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此前,毛泽东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对林彪的一些提法表示不安,以立此存照。

  毛泽东:名曰树我,说穿了是树他自己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在林彪和陈伯达、康生的集体创作下,被加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简称“四个伟大”)的头衔。

  9月18日,林彪接见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和总政宣传部负责人时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毛主席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毛主席是世界最大的天才。”12月16日,林彪又发表了由人代笔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这本载有这个《再版前言》、当时被称为红宝书的语录本,在中国至少人手一册。每逢集会就万众齐挥动,在带领者高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后三呼“万寿无疆”,在带领者高呼“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后三呼“永远健康”。

  至此,林彪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推向极点。

  不过,林彪这一做法也并非畅通无阻。“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就遭到毛泽东的批评。这一提法有一个形成过程。1966年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大会的讲话中提出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大立毛泽东思想”。1967年6月16日,林彪在写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出“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8月9日,他在同曾思玉、刘丰的谈话中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11月3日,报刊发表了署名文章《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彻底清算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但是,这一提法引起了毛泽东的反感。1967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对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报告的批示中批评了这一提法。

  他说:“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1968年3月22日,毛泽东让林彪在宣布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的“三二四”大会上讲一讲这个相对和绝对。1970年,毛泽东在南巡时便说:“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这个“他”就是指林彪。

  中共九大以后,毛泽东继续对他认为不再需要的、过分的、将为后人诟病的个人崇拜降温。他在审阅文件时,多次删去加在他“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前面的“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但是,林彪、叶群等却把毛泽东为个人崇拜降温的举措称为“伟大的谦虚”,同时把别人跟着毛泽东为个人崇拜降温称为反毛泽东思想。

  于是,林彪抓住张春桥一次关于删去三个副词的发言,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联合陈伯达,高举天才的旗帜,对张春桥大加挞伐。

  张春桥民愤很大,林彪将其作为攻击目标并没有错,很得人心,问题是兴师问罪的文章的题目错了。在毛泽东为个人崇拜降温的背景下,还要坚持称天才,岂非自讨没趣?攻击的时机也不对。在毛泽东仍然坚持其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时候,要拿掉张春桥,就触及了毛泽东的底线。

  于是,毛泽东写了一篇批天才论的文章《我的一点意见》,林彪发动的这一场文不对题、时机错误的斗争就以失败告终。他对毛泽东唱了多年的赞歌也戛然而止。

  林彪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崛起的,又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失败。可谓兴也庐山,衰也庐山。

  林彪是靠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起家的,又在个人崇拜问题上栽了跟头。可谓成也个人崇拜,败也个人崇拜。

  

责任编辑: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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