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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计划儿子之死内幕

2016年08月29日 02:27     来源: 环球人物    作者: 田亮 罗旻   

曾因勤奋备受赏识,终因违纪接受调查

  令计划的双面人生

  多年以后,令计划回忆自己的一生时,或许会觉得,此生最绝望的时刻并非2014年12月22日因严重违纪被组织带走接受调查,而是数年前,2012年3月18日凌晨4点,他的独生子令谷在北京一场法拉利车祸中当场死亡。

  那一刻,依照令计划的工作习惯,他很可能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走出办公室。据在令计划身边工作过的人透露,令计划在中央办公厅期间,经常工作到凌晨三四点才走出办公室。看到周围的办公区域一片漆黑,他会惊讶地问:“都下班了吗?”在值班人员的提醒下,他才会意识到已是凌晨。此时,他并不回家休息,而是在周围散散步,喂喂野猫,他喜欢这种小动物,从未下令驱逐。天一亮,他又开始新的公务。“他显然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工作节奏,并且沉浸其中,经常不着家。”

  “不着家”的令计划最终面对了儿子的尸体。是夜,在处理车祸的过程中,令计划已经采用了违纪手段。这一情况得到两条不同信息源的证实。然而第二天,2012年3月19日,他神色如常地出现在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此后的两年间,他持续如常地开会、视察、讲话、撰文。从公开镜头上,没有人能窥见他的任何异样、任何情绪变化。但民间关于他会不会“出事”的猜测,日渐增多。终于,2014年12月22日,这只靴子落地了。

  “西山会”的人事布局

  令计划何时迈出“严重违纪”的第一步,尚不得而知。他为人并不高调。在中央办公厅任职期间,令计划不愿意自己的名字见诸媒体,即使接受记者采访,他也经常在回答完问题后提醒一句“不要宣传我”。

  不事张扬的令计划打造了一个隐蔽的权力世界。媒体人罗昌平在连载文章《打铁记》中描述了一个勾连政商关系的组织“西山会”,其出现不晚于2007年,成员主要是山西籍高官,还包括个别身份获得认可的山西籍商人。他们以不低于三个月一次的聚会频率保持联络。每次聚会,都有豪车负责接送,手机、秘书、情人必须隔离。多家媒体称,令计划正是“西山会”的“执牛耳者”,其他成员还包括令计划兄长、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令政策,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女富豪丁书苗,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刘铁男,中国科协原党组书记申维辰等。罗昌平还披露,在2012年11月前,令计划召集了3次有目的的饭局,并将范围扩大至“西山会”以外的旁籍人员,这成了“西山会”成员的命运转折点。据媒体报道,这3次饭局,与法拉利车祸的“善后工作”余波有关。

  由于成员级别很高,且多人均已落马,这个神秘的“西山会”究竟如何运作,令计划在其中如何掌控,外界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西山会”的触角直接伸向山西官场,布置了一条条从省级到市县的权力链条,结成了一张精心编织的网络。

  曾在平陆印刷厂(令计划早年工作单位)工作、后涉足山西官场的阎平(化名)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透露,2014年8月落马的陈川平与令政策关系密切。虽然从公开简历上看,陈川平与令政策并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但是在太原,“两人私交不错”是公开的秘密。特别是2000年至2007年期间,令政策担任山西省发改委副主任、主任时,陈川平正是山西太钢集团总经理、董事长,两人可能有密切的利益交换。 “陈川平的母亲是运城市平陆县常乐镇人,跟令计划的父母住在同一个地方。在农村,人人都是亲戚,陈川平的母亲对令计划的父母以叔婶相称,所以陈川平管令政策、令计划叫舅舅。”陈川平曾获得“山西省优秀企业家”“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2008年,46岁的陈川平就成了副省级干部。

  陈川平又继续安排平陆老乡。在山西工作多年的消息人士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几乎在陈川平被调查的同时,太原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柳遂记被带走调查,他就是“陈川平的人”。此外,2014年11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接受组织调查的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李建功与陈川平关系密切。柳遂记和李建功都是平陆人。藉由一个个陈川平式的角色,令计划的人事布局从“西山会”一直延伸到山西各级。
初中时就能背诵《人民日报》长篇社论

  2007年“西山会”成型之际,正是令计划出任中办主任之时。同年,党的十七大召开期间,时任十七大代表、山西省发改委主任令政策在山西代表团讨论会上说,令计划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尽心尽力、踏实工作,是名优秀干部,他们两兄弟的共同特点是比较勤奋。

  此言不虚。在许多采访对象口中,令计划都被评价为工作勤奋。

  令计划出生于1956年10月,当时,全国生产力低下,物资短缺。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平陆县常乐镇后村找到了令计划当年就读的小学——后村学校的旧址。这里如今是一个老年社区,学校已经搬走,不过一排教室还在,教室外墙上写着“踏踏实实做事”,教室里的讲台、黑板,以及黑板上方的“振兴中华,好好学习”警句也还在。操场上有一个乒乓球台,由13层砖砌成,上面抹了一层水泥,台面上歪歪斜斜地立着几块砖头,权当球网,整个球台已经破旧不堪。除了后来给村里老年人建的公寓和一个篮球架,整个小学旧址再没有别的教学设施。令计划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里度过了童年时代。

  在镇上的常乐中学读初中时,令计划还有3个兄弟和1个姐姐,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紧。令计划的初中语文、政治老师兼班主任曾普超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计划当年穿的都是旧衣服,裤腿、袖子上全是补丁。”曾普超记得,为贴补家用,令计划有时还给别人家摘棉花。“计划很本分,从来不跟人打架”,他爱打乒乓球,爱写爱画,是班长兼体育委员,也是老师的得力助手,经常在班里出板报。一次,板报上空了一块,无内容可写,令计划灵机一动,找到一株几十厘米高的玉米苗,左手拿玉米苗,右手就在黑板上画了起来。一会儿功夫,玉米插画就完成了。“他的板报总能在评比中拿第一。”

  令狐周雅是令计划的堂兄,也是他的初中数学老师,如今83岁,住在常乐中学的教师宿舍里。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计划很认真,小学一二年级时,字就写得很整齐。我教他时,他的数学成绩不好,文科成绩好。”

  据曾普超回忆,当时全班大约60人,令计划和梁振钢、裴耀东3人是班里成绩最好的。“那时候搞毛主席著作学习,令计划经常代表班里发言。”

  曾普超说,令计划每天放学后都看《人民日报》,看到好的名言警句,就摘录到笔记本上,记了厚厚的两大本。大约在197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纪念党的生日,曾普超找来令计划和梁振钢,让他们在3天之内背诵出这篇社论。第三天,令计划只少背了一个“的”字。第四天早上,令计划再次找到曾普超,把社论一字不落地背了出来。“梁振钢是第五天才背出来的,所以我当时十分佩服计划这个学生,那篇社论很长,而他那时还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

  可以推断,令计划在少年时代就有了过人的政治素质,对北京的事情很敏感。早年当过后村村长的姜守立现年86岁,见到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时正在煤炉旁烤火取暖。他回忆了一件发生在1971年的事——令计划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回家后赶紧告诉父亲令狐野:“爸,林彪叛逃了!”脾气暴躁的令狐野听后十分生气,并大声吼道:“你瞎说什么!不要命啦!论年龄,他还是你伯伯呢!”令计划只好闷不作声。
 当印刷工时爱看党报党刊

  高中毕业时,正值“文革”时期,17岁的令计划没办法考大学,就到印刷厂当工人,从学徒工做起,把每次排版所需的铅字一个个拣出来排好。当时的车间主任李梁喜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令计划后来的主要工作是开印刷机,每天工作8小时。“这个活太复杂,要印很多东西,不能出错,要求很严。”

  那时令计划每月能领到二十来块钱工资,但生活依然很艰苦。“他穿的是他爸的旧军装,改小了套在身上。我从来没看他穿过别的衣服。由于长时间磨损,衣服黄不黄白不白的,显得特别破旧。”

  “当时年轻人都爱玩,但计划很好学,下班后回到宿舍一有时间就看书看报,写写东西。”李梁喜说。那时,除了《人民日报》,令计划的“课外读物”又增加了《山西日报》和《红旗》杂志,均为党报党刊,“还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相关的书”。

  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印刷平陆当时的官方报纸《平陆小报》,并给县委县政府印一些材料。为了多挣钱,厂里也接一些社会上的订单。一来二去,踏实肯干的令计划就被县领导注意到了。

  “县里的领导一看到印刷厂有这么个人才,就打听这是谁家的娃,也就知道了他是老红军的后代。领导说,团县委正缺一个这样的人,就把他调去了。”李梁喜说,当时的团县委也就三五个人,以前是“死水一滩”,令计划去了之后,团县委的工作就变得活跃了。

  现任平陆县政协主席赵旭光当时担任平陆县城关镇团委书记,和令计划工作联系比较频繁。他还记得某个星期天,他到令计划办公室取材料,看到令计划穿着短裤背心,正蹲在地上看材料。“材料多,桌子上放满了,就摊在地上,他就趴地上看,很用功。”

  1975年8月,毛泽东在谈到《水浒》时说:“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当时,《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纷纷发表关于《水浒》的评论文章,全国掀起了评《水浒》的热潮。1975年9月23日,令计划紧跟中央步伐,拟写了《共青团平陆县委关于号召全县团员、青年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开展对〈水浒〉评论的通知》,共印400份,报“团地委”,主送“各团委、总支、支部”,抄送“县常委、有关组、室”。

  1976年7月,令计划入了党。山西女作家协会副主席张雅茜在2008年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增华岁月》,内容是曾任平陆团县委书记的梁增华的回忆录。其中写道,1976年11月22日,令计划成为团县委副书记。梁增华作为其直接领导,对他的工作很满意,印象很好。“我打心眼里高兴”,令计划“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在团委一年来,虽然我是书记他是干事,但他搞团的工作大大超过了我,他有很多的优点值得我很好地学习”。张雅茜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书出版时,令计划已是中央领导,所以文中特意隐去他的名字。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今天会出事。”
 推动“五讲四美”活动

  常乐中学的教师杨前进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听说计划口才很好,演讲都不用拿稿子,他就是凭着这个本事一步步从县里升到(团)中央的。”对令计划的这种认识,在平陆颇具代表性。

  1978年,令计划去中央团校学习,给团中央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次年,团中央在全国选拔人才,运城团市委推荐了令计划,他由此被选调入京。

  阎平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最初,令计划给时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占祥当秘书,高占祥很喜欢他。后来(1983年1月),高占祥担任河北省委书记,也把令计划带过去当秘书。”令计划的公开简历显示,1982年至1983年,他被借调到河北省委办公厅工作。

  赴河北工作前,高占祥带领团中央宣传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展“五讲四美”的倡议,在全国广泛深入地开展了“五讲四美”道德教育活动。而此时,令计划正是团中央宣传部的干部。后来,令计划又回到团中央宣传部任职,直到1995年卸任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此后,令计划开始了在中央办公厅长达17年的任职经历,并给同事们留下了不错的印象,据知情人士透露,他在中办勤勉能干,当上领导后很多事依然亲力亲为,对下属也很和气。

  令计划在京工作期间,家乡的很多亲戚朋友去北京找过他。1982年10月,令计划的初中老师曾普超和高中语文老师赵璧到北京旅游,顺便看望得意门生令计划。“我们坐了大概有一二十分钟。他给我们倒了茶水,还削了苹果,但说不上话,总是刚说三两分钟,电话就响了。一看孩子这么忙,我们也就走了。”曾普超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令家的一位邻居王爱玲(化名)记得她与令计划的一次接触。“十几年前,我去北京办个事,计划妈跟我说:‘我给你写个电话号码,是计划的,你在北京如果没有熟人,没有住的地方,就去找他。’我在北京的一个肿瘤医院有个老乡。到北京后,我给计划打电话说:‘我来北京有个事,你妈妈给我你这个电话。’计划说:‘你等一下。’后来我打电话跟他说,我如果找不到老乡,再给你打电话,他说好。不过后来我还是找到了那位老乡,在肿瘤医院住了一晚就回来了,也没打扰计划。”

  令计划在平陆印刷厂时的师傅王增林在上世纪90年代也去看过令计划。当时,王增林已经退休,继续为印刷厂看大门。阎平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我们就跟王师傅开玩笑说:‘你徒弟都当(团)中央领导了,你还不去找找他?’”后来,王增林果然到北京去找令计划。“他看到团中央的牌子就进去了,待的时间很长,有一个星期,但令计划那时已经不太方便出面,就给师傅在招待所安排了住宿,还转交给他3000元钱。”


责任编辑: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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