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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之者无极 闻之者动心-----解读钟嵘《诗品》的诗学品位与诗学价值

2011年11月09日 14:44    来源:中国文学网   作者:解非   


  内容提要 被誉为:“百代诗话之祖”的钟嵘,他的《诗品》是最早的一部评诗的专著,对汉魏至南朝、齐、梁时代的五言诗进行了分等品评,在诗学意识、诗学标准、诗学风格、诗学品味诸多方面独具建树。《诗品》和《文心雕龙》齐名,都是南朝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云:“《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精辟的概括了《诗品》的文学批评价值及在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对我国诗歌理论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钟嵘字仲伟,(约468~约518),钟嵘所处的时代诗风衰落,诗坛混乱。据《诗品序》里的描述:社会以写诗为时髦,一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造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情况,王公搢绅之士谈论诗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因而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先例而著书,他以五言诗为主,将自汉至梁有成就的诗歌作家分为上中下三品,故称为《诗品》。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文中提倡风力,反对玄言;主张音韵自然和谐,反对人为的声病说;主张“直寻”,反对用典,是很系统化,且具有代表性的诗歌品评的标准定位。由此,钟嵘《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提出了一个系统的诗歌品评的标准。

  钟嵘积极倡导五言诗,对五言诗的起源及历史发展作了探讨,从理论上起到了说明的作用:由于《诗经》主要是四言体,而《诗经》又被奉为儒家之经典,可在魏晋南北朝五言诗已经普遍发展起来、代替了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而当时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诗歌理论批评上重四言轻五言。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主要是论述五言诗的,却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不承认五言的诗歌形式在诗坛的应有地位。而钟嵘却提出四言的形式过时了,即:“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诗方兴未艾,即:“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他认为五言诗在诗歌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等方面是“最为详切”,可以说从理论上为五言诗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钟嵘在《诗品序》及品评中提出诗歌创作的两大诟病:一是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钟嵘认为诗歌本来是作家在外物感召下真情实感的表现,他坚决反对用典,他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以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等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他认为竞尚用典导致了:“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样的无病呻吟,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二是由于四声八病之说盛行而带来的刻意追求声律,他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是无法遵守的教条,这种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钟嵘诗论中最有特色的当属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非常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他对很多作家言简意赅、颇有见地的评论影响力是很深远的。一是钟嵘的“三义”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这“三义”他解释为:“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由此可见,“兴”就是诗歌要言约而意丰,即有言外之意,“比”就是用比喻来表达作者之志,“赋”就是用语言寓含的方式来描写事物。他以论赋比兴来评价阮籍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二是钟嵘强调诗歌创作必须以“风力”为主干,又要“润之以丹彩”。“风力”与“丹彩”兼备,才是最好的作品。他强调“建安风力”,从他对“建安风力”的论述及所举的例子看,他为“风骨”(“风力”)树立这样一个标准:它具有慷慨悲壮的怨愤之情、直寻自然、重神而不重形以及语言风格明朗简洁、精要强健的特征。在论风骨和词采时,他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三是钟嵘对诗歌创作中最具有真知灼见的见解是他的“滋味”说:钟嵘《诗品》认为诗歌必须要有使人产生美感的滋味,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诗之至也”。他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如何让作品有深厚的“滋味”,钟嵘又提出“诗有三义”说,认为要使诗有“滋味”,关键在于综合运用好“赋、比、兴”的写作方法。如他所说的,要“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才是“诗之至也”,才是最有“滋味”的作品。他继《文赋》及《文心雕龙》之后更明确地提出了诗的“滋味”问题。四是钟嵘称道诗中佳句,他喜欢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他论谢灵运的诗为“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他论谢朓的诗为“奇章秀句,往往警遒”;他论曹操的诗为“甚有悲凉之句”。除此之外,他还善于运用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例如评范云、丘迟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等新鲜贴切的语言。 但是,由于他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于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以及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一方面的某些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同异,因此,他的风格流派的研究显得混乱且牵强附会,也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不少非议。

  钟嵘颇有建树的主张诗歌创作是要以自然为最高的美学原则:他提出“自然英旨”的学说。“自然英旨”说主要包括下面的内涵:一是强调感情要自然真挚,他在《诗品序》里认为诗歌的本质是表达人的感情的,他特别强调了诗歌要抒发怨情,“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的一个闪光点。 他赞扬《古诗》“多哀怨”,他说李陵的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曹植的诗“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王粲的诗“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左思的“风力”很重要的表现便是“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刘琨的“仗清刚之气”也是与他“善为凄庚之词”、“多怨恨之词”分不开的。由此可见,钟嵘所提倡的“怨”的具体内容是反映了对门阀世族等级制度的不满,突破了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束缚,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诗可以怨”的文学思。二是主张诗歌要抒发内心的感情,诗歌既然主要是以抒情为主的,就应该感情真挚,不能有虚假的感情表现。应该反对掉书袋(用典故)派和声律派,直接以抒情为主体,他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直寻”就是不假借用典用事,而是直接写景抒情。“直寻”说是钟嵘文学思想的核心。“直寻”与“自然英旨”在钟嵘的理论范畴里基本上也是一个意思。

  钟嵘《诗品》是第一部专门论诗的著作 常言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诗品》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虽有概括的论述,也不过是诗史的一个提纲,着重叙述的是各代诗人的阵容。他在论及每个诗人风格,总是爱指出其“源出”某个人,存在认流为源的原则性错误,可以说历代诗人在风格的继承上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钟嵘却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他说曹植诗出于国风,阮籍诗出于小雅,王粲、曹丕诗出于李陵,嵇康诗出于曹丕,陶潜诗出于应璩,我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理论上的根据。至于说“仗清刚之气”的刘琨的诗出于“文秀而质羸”的王粲,更是自相矛盾。可见,他对建安诗人所继承的传统缺乏正确判断。同时,钟嵘论诗一方面反对形式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又受到南朝形式主义潮流的影响。他品评诗人,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们作品的思想内容。他就把“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潜、鲍照之上。并在划分等级时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这些不能不说有失偏颇。可话又说回来,瑕不掩瑜啊! 钟嵘的《诗品》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而有影响的著作。后世的诗评理论家如司空图,严羽、胡应麟,王士祯、袁枚等人的论诗都在观点、方法、或词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就是今天的我们在写诗和诗评上不也在继承和发扬前辈的优良传统吗?传统是根,它是现代诗歌的精、气、神啊。

   附我喜欢的两个诗人在《诗品》中的语录译文

  曹植:

  他诗的渊源出自于《诗经》的《国风》。骨力和气韵特别高,辞藻文采富丽华美,情思兼具雅正和怨诽,诗体具有文采和内容,光明鲜艳,擅美今古,奇异特出,超越群伦。唉!曹植对于文学创作,就好比在人伦纲常上有周公和孔子,在有鳞片和羽毛的动物中有龙和凤,在音乐乐器上有琴和笙,在女红活计中有刺绣在帝王礼服上的花纹。那些操笔润墨的人,怀抱文章而仰慕,映照着曹植的余辉来自我比照。所以孔子的师门之内如果教授作诗,那么,刘桢会深入堂奥,曹植会进入室内,张协、潘岳、陆机,自然可以坐在走廊之间了。

  注:曹植是“建安风骨”的主要代表之一。是“骨气奇高”者,也是“情兼雅怨”者,这正是钟嵘的“风骨”论的主旨。

  陶潜:

  他的诗的渊源出自于应璩,又配合有左思诗的风骨力量。诗的体貌风格简洁省净,近乎没有长篇之作。专心一意于诗的真诚古朴的内容,文辞的兴寄婉转惬当。每当阅读他的作品,想起他的人格道德,世人感叹他的质朴正直。至于“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格才华,清新美好,难道仅是乡村农家的话语吗?他是古今隐逸诗人的宗主啊!

  注:钟嵘在此赞扬陶渊明诗“文体省净”、“笃意真古”正是他提倡的 “自然英旨”说的主旨;“辞兴婉惬”、“风华清靡”,也正是体现了诗歌的“滋味”说呀,而“又协左思风力”又正是“风骨”论的另一种说法。

  

责任编辑: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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