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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国真 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

2011年11月15日 13:24    来源:新浪   作者:吴虹飞   


  我的朋友说我总是能很快到达一个境界,比如写诗,写成了一个现象,也写到了课本里;写书法,居然写成了国礼;作曲,作品被收入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材。有人说我的诗不好,我就要证明,我不仅诗写得好,在其他领域我也是可以的

  又见汪国真。国字脸,大眼镜。除了岁月略有痕迹,似乎和十几年前正当红的他,并无多大改变。只是他的身份作了大转折,由诗人变成了书画家、作曲家。

  甫一落座,他就掏出2003年出版的《又见汪国真》、舞曲专辑《幸福的名字叫永远》、古诗词配乐专辑《小学生必修80首古诗词》、发表有他书画作品的报纸及台历,最后是一幅字,4平方尺。“据说你的字是2000元一平方尺?”“那是以前的价钱。”“现在呢?”汪国真不答。

  1990年春天,某中学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发现,学生们不在听讲,而在传抄着一个叫做汪国真的人写的诗。老师回家后,与在学苑出版社任编辑室主任的爱人孟光聊起,孟光敏锐地感觉这是一次出版商机。

  辗转周折,学苑出版社找到汪国真,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稿酬、最好的装帧”为承诺,在23天内,出版了汪国真首部诗集《年轻的潮》。汪国真一炮走红。

  18年后,汪国真在音乐轻柔的咖啡厅给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北京的冬天灰蒙蒙一片,狂风乱作。他驾着一辆别克君威,阔谈人生之隐忍和意气。他重复了数次“天上掉馅饼”,相较于苦心经营、出头无望的当代诗人,他惊喜,志得意满,却依然告诉人们必须“从容,淡定”。他对自己颇为自信,也不认为自己已经淡出公众视野。十几年来,他依然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创作部,与同事们关系良好。他大部分时间不坐班,时常在外地游走。他不失时机地对领导的呵护和理解,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中国青年报》发你的诗了”

  汪国真祖籍厦门,父母自厦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至劳动部。1956年,汪国真在北京出生。机关大院长大的汪国真,在父母的影响下,八九岁时接触《三国》、《水浒》、古诗词,又通过大院间的互相借书,读了《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

  1971年,15岁的汪国真初中毕业。“我们班40多个人,四五个能够上高中,主要工农兵子女。一部分去插队,还有一部分进工厂。我的幸运呢,就在这里——我被分到工厂了,开X51立式铣床。”“那不是童工吗?”“就是童工啊!”汪国真说,“才15岁,最怕上晚班,总打瞌睡。”

  就在北京第三光学仪器厂,汪国真度过了7年“三班倒、开铣床”的工人生活,荒废时间在打扑克与乒乓球上,“要说学习吧,也就偶尔看看小说。我以为自己要一辈子当工人了。”心有不甘。他认为自己的领悟能力还可以,因为曾经获得北京仪表局铣工比赛第一名。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突然传来,他凭直觉感到“要在很短时间,改变命运”。他早知道暨南大学各方面条件比较好,“还有游泳池”。1978年9月,汪国真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时年22岁。他感到他的好日子来了。

  “考文科有点违背我的初衷。”他说。他本来是打算考理科的。大学期间汪国真成绩一般,“我做事凭兴趣,对分数历来看得不是很重,特立独行,但并非性格古怪的。”他开始写作,形式是诗歌。从实用角度看,那是所有文学体裁中字数最少的。他自有“谋略”:“我的字差到连毕业论文都是找人誊写,编辑要看我的字会非常费劲。我这个人比较善解人意,我就要替人家考虑。你写得长,编辑没人认真看,即使写得不错,也是白写。诗歌字数少,可以让他在厌烦前看完。”汪国真表示他看过朦胧诗派北岛、顾城、舒婷等人的诗,但是受影响很小。他的同班同学张润森则表示,“他写得很多,但写得很差。”

  1979年4月13日,汪国真在食堂吃午饭,同学陈建平说,《中国青年报》发你的诗了。他有点半信半疑。饭后他去图书馆,知道《学校的一天》发表了。几天后,他收到了编辑寄来的鼓励信,以及稿费2元。

  这极大地鼓舞了汪国真。从此,他常去阅览室,记下地市级以上刊物的地址,“把作品像撒网一样撒向全国各地的报刊”。90%是退稿,3个月后换信封再投往另一家。“我当时写和投都很随意,对自己要求不是很高。”也有人认为他有极强的“发表欲”,但他认为自己是“有事业心”的人。1986年,已是而立之年,自觉一事无成,他有紧迫感。

  《热爱生命》先后寄往北京、四川两家报刊均未采用,第三次投稿后才中,发表后被1988年第10期《读者》收为卷首作品。他开始收到读者来信,询问哪里有他的书。

  “汪国真年”

  1990年是汪国真年。

  《年轻的潮》首印15万册,此后数次再版,达到60多万册。“年轻”系列印数总计超过100万。他收集了40多本他的盗版书,“加上盗版,我的书总数超过一两千万。”

  《年轻的潮》在北京王府井书店一个月内卖出5000本。在上海,汪国真的诗集曾有一个上午卖掉4000多本的纪录。库存卖光了,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自己当时也没有怎么样,忽然就火起来了。命不错。”

  他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为应付每天给汪国真的几百封来信,将收发室人员由1个增至3个。“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内容都有,诉苦的,要求指正的,求爱的。后者一般会很含蓄,夹朵花,叠个什么东西,也有寄照片的。”也有女军官来信告知,她生日时,“收到8本汪国真的诗集”。

  他受邀去全国40多所院校讲学,其中北京30余所。“这个跟经济收入没有联系。”由于演讲后学生纷纷冲上来要求签名,校方不得不组织人员拉成人墙护送其通过。

  谈及诗歌的“传承”,汪国真自认为汲取了“李商隐的警策、李清照的清丽、普希金的抒情、狄金森的凝练”,“当然,我尽可能做到汲取百家之长,融会贯通”。虽然当时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议上的讲话仍在中文系有所提及,但汪国真自认“我的诗离政治比较远”,“根据我的创作经验,诗歌就是从生活中来”。都是一些类似于真理的大白话。

  36岁才结婚。当时写诗的时候,“感情生活还是一片空白”,但他擅长于把一件事情进行概括和总结。比如他与浙江团省委的朋友游西湖,友人自然觉得景色每日看惯,惘然不觉有诗意,而汪国真则“心有所动”,写得出诗来。他依靠“感悟”写诗,讲求“诗眼”,把“感悟”分了行,如格言体,“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印在明信片上,工整的庞中华字体,中学生毕业了赠送同学,励情励志,着实应景。

  “生命总是美丽的”,不管汪国真是否真的这么认为,但是他依然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很美丽”。“要是大家都去审丑,我觉得会很无聊。”对于人生,他是乐观,自信,逍遥,不愁前程的。

  汪国真的诗大红后,似乎后无来者,前无古人。但是拜互联网之赐,格言体作家层出不穷,后来者有安妮宝贝、郭敬明等。只是现代人的口味与风气大为转向,当时以乐观,积极,促人深省为美,现在多为伤感,孤独,旖旎之作。汪国真表示,他没赶上好时候,虽然书卖了很多,但他那时是稿费制,一般人10行诗无非40元,出版社给他80元,他已经感觉是天上掉馅饼。


责任编辑: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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