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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戴厚英之死

2011年10月24日 01:04     来源: 《人民公安》杂志    作者: 李动   

  1996年7月25日,上海。

  晚上7时15分许,戴厚泉夫妇逛完大街后高兴地满载而归,然而门久敲不开,他们便来到前楼的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家取钥匙。戴厚泉夫妇从吴家取来钥匙,打开门一看,立时惊呆了,只见姐姐戴厚英倒在血泊中。夫妻俩顿时慌了手脚,戴厚泉惊慌失措地跑到吴教授家告急:“吴老师,不好了,我二姐被杀害了!”

  吴教授听罢大吃一惊,立即让妻子拨打110报警,自己则匆匆赶至戴家,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搭戴厚英的脉搏,看是否还有救,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女作家的心脏已经永远停止了跳动。

  著名女作家寓中被害震惊全国

  忙乱中,门外有人提醒道:“快出来,保护好现场。”房内的人都退至邻居家等候刑警,吴教授蓦地想起小戴惠,急切地问戴厚泉:“你的女儿呢?”他哭着道:“也在里面啊。”吴教授焦急万分地说:“那还不赶快进去啊,看还有救否?”老实巴交的戴厚泉无奈地说:“现在不让进去啊!”吴教授对他说:“那你快去叫公安局的人进去看看啊!”

  一个才华横溢、正直善良的女作家的生命就这样被轻易地毁灭了,令人扼腕叹息。

  戴厚英遇害的消息,立刻见诸全国各家报纸,震惊了社会各界人士,甚至连美、英、法等诸多国家的新闻机构也争相报道了这起凶案。

  戴厚英出生于江淮大地一个叫颍上县南照镇的戴氏家庭,她排行老二。因家境贫寒生存都成了问题,读书更成了奢望,然而,戴厚英有幸读了几年私塾,便考上了临泉一中,她刻苦好读。加上天资聪颖,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56年,这个戴氏家族中第一个读书人幸运地考上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毕业后,她幸运地分配在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研究。

  戴厚英与中学时代的同学结了婚,丈夫在芜湖工作,生有一女。戴厚英视爱情神圣如生命,当她偶然发现分居的丈夫对爱情不贞时,断然决定离开他,倔犟地带着4岁的女儿过起了孤儿寡母的艰难日子。

  婚姻的失败,使她一度消沉失落,但性格倔犟的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学事业中,很快走出了失落的阴影。她连续发表的几篇见解独到、文笔犀利的文艺评论,在上海文坛初露头角,成为当年上海“四大青年文艺评论家”之一。

  “文革”伊始,血气方刚的戴厚英参加了偏激狂热的“造反派”,成了大批判中闻名的“小钢炮”,甚至当了上海作协“造反派”的小头头。上海作协诗人闻捷的妻子杜梅芳受迫害自杀,戴厚英受上峰委派,前往关押闻捷的管教所,向他通知了其妻子“自绝于人民”的死讯,闻捷听罢,悲怆至极。闻捷失去亲人后的坚强表现给戴厚英带来了灵魂深处的震动,她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1969年,刚解放的闻捷和戴厚英都下放至郊区奉贤县“文化系统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人心叵测、充满陷阱的环境中,已47岁的闻捷还是像孩子那么天真单纯,依然保持诗人的坦诚和率真,对谁都信任,与他朝夕相处的戴厚英被他的才情和童真所吸引,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与诗人坠入情网。此时,戴厚英才32岁,比闻捷小15岁。

  当时主管文艺的市委书记徐景贤得知此事后,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典型,明确表态这是资产阶级拉拢腐蚀革命小将,必须彻底批判,并要求戴厚英站稳阶级立场,积极革命的戴厚英这次却一反常态的反叛和执迷不悟。单纯而又执著的闻捷面对一次次挂牌批判的困境,悲愤郁闷,他为自己的爱情受挫悲痛万分,他在悲愤中毅然选择了自尽,保持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尊严和骨气。

  狂热中的戴厚英从这件事中受到了震撼,她突然感觉到了良心的颤动,听到了灵魂的呻吟。猛然间,她感到了心中的神圣在摇晃,精神支柱终于顷刻倒塌。绝望之余,她想一死了之,追随心上人而去,她的好友高云陪了她7天7夜,才使她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她从此一蹶不振,开始感到茫然,常常一人坐在屋里发呆、痛哭、失望。她又一次扎进书海里泅渡,以此来抚慰那颗泣血的心。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她开始怀疑起“文革”,怀疑起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她终于发觉自己是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而非“驯服的工具”。


责任编辑: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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