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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一个世纪的光荣与梦想——守正出新启民智

2012年03月20日 03:03     来源: 人民日报    作者: 张贺   

    百年沧桑、大浪淘沙。无数文化机构旋生旋灭,消失于时代的洪流。能够坚持至今而屹立不倒者,少之又少。中华书局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00年来,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自强新生的奋斗道路上,这家以“中华”为名的出版机构始终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升沉荣辱,生死以之。在中华书局的百年历程里,处处闻听时代前进的足音,在在彰显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它的历久弥新、长盛不衰彰显了一个浅显而深刻的道理:任何力量,只有融入国家民族的进步事业,才能永葆生机、发展壮大。

  时代产儿,爱国为本

  今天,一提起中华书局,人们往往把它和古籍联系起来。但在1912年创设之初,中华书局却是靠教科书起家的。此前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满清王朝摇摇欲坠。各地教育机关虽已使用西式教科书,但内容陈腐不堪,所灌输者无非皇权专制。有识之士早已不满,革新之吁,不绝如缕。

  时年25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部长陆费逵正是其中一员。但当时执中国出版业牛耳的商务印书馆在是否编印新版教科书上犹豫不决。陆费逵遂暗暗联络同志,开始编写以民主共和为旨归的新教科书,一俟民国成立,则开办书局,实践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在满清实力犹存,革命前途未卜的时候,此举无疑要冒杀身之险。但陆费逵认为,教科书不革命,则“真理自由、共和大义莫由灌输,即国家界说亦不得明”,体现了中华书局创办者不凡的胆略和深远的眼光。

  1912年1月19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清学部颁布之教科书,一律禁止使用”。恰此时,中华书局推出“中华教科书”,正式营业。这是满清覆灭后第一套适合民主共和政体的新版教科书,令人耳目一新,立即风行全国,以至于出现了“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的局面。初出茅庐的中华书局由此名声大振。

  1916年1月的一天,陆费逵接到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一封信函,展读过后,不由拍案而起。原来日本驻华大使因中华版教科书中有《日本》、《国耻》等教育学生勿忘国耻的内容而向中国政府提起抗议,甚而威胁:“此种煽动对日恶感之教科书,不特有碍邦交,且恐将来国交上发生有害之结果”,要求禁止发行此套教科书。

  中华书局在答复教育部的信函中斩钉截铁地写道:“本局新式教科书中所叙国耻,皆系事实,并无挑拨各语”,日本公使借此寻衅,若按其要求禁止教科书发行,“有损于本局之营业,关系尤小。使全国青年学子,从此遂忘国耻,关系实大。”硬是冒着关门的危险,坚持不改。拳拳爱国之心,殷切可见。

  作为一家出版机构,如何平衡利润和文化使命是个无法回避的命题。在这方面,中华书局堪称中国进步出版文化的表率。一本图书或杂志,不论市场前景有多好,如果不是合于世道人心、有利于国家进步,则绝不出版。反之,即便赔钱,也要力所能及地编印发行。

  《辞海》的编撰可为明证。这部百科全书性质的大型工具书的编撰历时20年,仅主编就先后换了四任,参与编写者多达100余人。全书词条总数在10万以上,总字数约800万,规模空前。对于一家民营出版公司,有如此气魄和执着,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仅商务印书馆可比。

  《辞海》收词严谨、解释准确、体例精当、校印精审,一经问世,便风行海内。作家谢冰莹曾说:“五六十年来,我从工具书中获益最大的是《辞海》。这位老师,无所不知,而且随你如何麻烦他,从不生气,因此成了我的最佳伴侣。”毛泽东同志也是《辞海》的忠实读者。1957年,毛泽东曾说:“《辞海》我从20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在延川敌情紧急的情况下,不得不丢下埋藏起来,后来就找不到了。”正是在毛泽东的提议下,《辞海》的修订工作正式启动;1999年,新《辞海》在旧版《辞海》的基础上修订出版。虽然此时这部大书已不属中华书局,但60多年前中华书局筚路蓝缕之功,学界读者铭记在心。

  续绝存亡,引入新知

  学者余英时在给中华书局百年的贺词中写道:“清末以来,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危而未倾,中华书局在以往百年中之努力与有功焉。”回望历史,此言可谓不刊之论。

  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由其典籍承载,典籍存,则文化存;典籍亡,则文化亡。近世以来,在欧风美雨冲击下,中华传统文化有式微之象,如何在新时代里保存典籍,不仅事关国故,更关系提振民族自信。

  100年来,中华书局始终把整理和出版中华典籍视为己任,不遗余力,成就斐然。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倾尽全力整理出版了规模庞大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部备要》。1958年,随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中华书局成为以古籍为重点的专业出版社,在国家大力支持下,中华书局的古籍出版进入了新的阶段。其中,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集百位专家之力,历时20年,即使经历“文革”那段混乱不堪的岁月,也未曾稍辍,使这一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圆满完成。在高峰期,中华书局出版的古籍总数占全国古籍年出版量的40%以上、出口量的1/3。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古籍工作的重视,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能在古籍出版领域续写辉煌的关键,离开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很难想象那些浩大的古籍整理工程能顺利完成。”

  其实,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华书局的渊源可谓深远。早在“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毛泽东、张闻天、李达、潘汉年、茅盾、田汉、郭沫若等,或为作者,或为编辑,而与中华书局结缘。中华书局是20世纪初期敢于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少数几家民营出版企业之一。其中,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是中国第一部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著作,影响深远,显示了中华书局非凡的勇气和眼光。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一批《毛泽东选集》也由中华书局承印。

  续绝存亡、引入新知,正是百年来中华书局以出版文化献身国家进步事业的写照。

  100年来,中华书局在出版质量上严格把关,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以至于许多学者把在中华书局出书视为对自己学术地位的肯定。学者曹道衡说,“中华书局的学风笃实谨严,出版的书刊质量高,把稿子交给中华书局最为放心。”历史学家顾颉刚甚至在遗嘱中要求把自己的全部著作交由中华书局出版。

  精审细校已经成为中华书局的“基因”,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大潮,这一点始终未改。长期服务中华书局的左舜生在谈到他当年做编辑时说:“一本书经过七次校对才付印……刊物的每篇文章至少也要经过三个人过目。”即使抗战时期,他们对教科书,“检查甚严,抽查发现有不合规格者,即全部退厂复查”。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的名著《万历十五年》经中美两地的编者、作者反复阅看,字字润色,从接稿到出版,历时3年。慢工出细活,该书初版27500册,迅速销售一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20本书”之一。

  精耕细作,嘉惠学林。中华书局的图书、杂志滋养了一大批中国学者和作家。1922年创刊的儿童读物《小朋友》(周刊)首发就达20万册,最高发行量达120万,读者遍及中国、南洋和日本。作家金庸、吴小如等都曾回忆,这本图文并茂的杂志是他们童年最爱的读物,引导他们走上了创作之路。


责任编辑: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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