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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难忘的那十年

2014年11月14日 09:12     来源: 中国警察网-人民公安报    作者: 口述/高贤芳 整理/陈 鸣   

1949年高贤芳在南京市公安局。
1949年高贤芳在南京市公安局。

高贤芳近照。
高贤芳近照。  

  这张照片是1949年我刚进入公安局时照的,那时的自己满脸洋溢着青春,但我知道,当时自己的心里其实是压力重重。

  大学毕业后,我被组织上安排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从事刑事技术工作,这让我很感意外——

  今年仲夏,儿子在帮我整理书橱时,从一本书里翻出一张发了黄的照片。那是1949年我刚进入公安局时照的,照片上的自己满脸洋溢着青春,但我知道,当时自己的心里其实是压力重重。

  1949年4月南京解放,6月我大学毕业。因与中共地下党有一定的关系,我被组织上安排到南京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从事刑事技术工作。当时刚解放不久,不仅所有的刑事技术设备都被国民党搬走,连技术人员也仅是几个国民党时期的留用人员,他们有的对新生政权疑虑重重,有的怀有二心。而我在大学所学的专业与刑事技术更是毫不相干,这让我很感意外,也有畏难情绪。

  无奈,上级的决定必须服从。我硬着头皮上岗了。留用人员果然十分排斥我,技术活尽量不让我直接插手,遭白眼更是家常便饭。但逆境却意外激发出我四川妹子的泼辣和倔强。白天我厚着脸皮抢活干,晚上还时常偷偷留下,仔细琢磨做过的工作,从中悟出道理。就这样,我逐步掌握了业务。一次,一个留用人员在复核完我所做的技术鉴定后,酸溜溜地说:“你把我们的‘东西’都偷学去了……”

  1951年,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是否能够完全独立承担工作,我信心满满地回答:“没问题!”见我这样底气十足,上级才下决心对技术人员进行彻底调整。

  1952年,形势的发展不断对刑事技术提出新的要求,我和新调进的一帮年轻人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当时的刑事技术业务仅限于现场痕迹采集和十指指纹比对。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上级的领导和支持下,我们积极探索开展其他刑事技术业务。到北京、沈阳、天津、上海等城市的公安局刑事技术部门学习,同时新购进了一批器材,逐步开展了手印足印检验、书法检验、法医、鉴别犬、检验照相等新业务。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一帮年轻人将刑事技术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刑事技术成果在破案中起直接证据作用数由1953年的16件,增至1954年的79件。

  1956年,我以党外人士的身份被任命为技术科副科长。这在全局绝无仅有,当时大家议论纷纷,但我“置若罔闻”,全身心投入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南京刑事技术工作蓬勃发展,业务面进一步扩大到文件检验、痕迹检验、法医物证检验及红外线、紫外线照相等方面,业务扩大到6大项、近40小项,人员增加到20余名,软硬件建设达到了全国先进水平,直接或间接破获了一批有影响的大要案件。其中以牙痕确定犯罪嫌疑人的案例,在全国刑事技术领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是1956年的冬天,南京老虎桥监狱印刷厂为某机关印制的一批重要证件被人恶意损坏,上级限期破案。但经现场勘查和排查并未发现有价值的线索,我与其他同志一样着急上火。冷静下来后,我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被损坏的证件,发现其中一个被毁证件上有两个牙印。这是不是犯罪嫌疑人用牙齿撕扯时留下的痕迹呢?我知道,利用牙痕比对破获案件,国内无此先例,国外也仅仅是文献上介绍过,难度较大,但我决心试试看。在向领导汇报并得到支持后,我查阅国外资料,跑牙科诊所请教牙医,在此基础上让监狱印刷厂的犯人一个个在证件上留下牙痕,然后细心比对,最终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此案告破属国内首创,公安部发文予以介绍,并刊登在《公安画报》上。

  1958年,南京市公安局五处技术科被公安部确定为华东地区刑事疑难案件技术复核点之一。这是对南京公安刑事技术工作的肯定和褒奖。听到这个消息后,我躲在一个无人处喜极而泣……

  



责任编辑:翟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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