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反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

　　上海公安博物馆内珍藏着一枚徽章（见下图），这是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的徽章。这枚小小的徽章主体是一辆坦克形象，履带和主动轮清晰可见，一个带指挥塔的圆形炮塔耸立于车体之上。坦克形象上面层叠着红色的闪电和展翅的白鸽，白鸽翅膀上写着繁体字“機警”，下面是红色的英文字母“SPAF”。

　　 

　　为迎接上海解放，中共上海市地下党警察局工作委员会（简称“地下警委”）在国民党警察机构内部开展地下斗争的同时，遵照上级党组织指示，积极主动策反装备精良、有着“装甲堡垒”之称的国民党警察局机动车大队起义，为解放军胜利进军上海扫除了巨大障碍。

　　 

　　 

　　1949年7月7日，机动车大队的装甲车在解放军入城仪式中行驶。

　　国民党警察局机动车大队的前身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乘胜进军，挥师南下，逼近上海市郊。解放上海，指日可待。此时，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惶惶不可终日，但仍然企图做垂死挣扎。他想凭借自己手中的“王牌”，与人民解放军抵挡一阵。

　　毛森手中的是怎样一张“王牌”呢？这就是本文开头所述的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这支队伍被历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引以为自豪，视为一张“拉得出、打得响”的呱呱叫的“王牌”，也成为了战斗部队，作为城市守备力量之一。不妨让我们追溯一下这支队伍的历史。

　　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前身是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驻无锡的陆军装甲兵教导总队战车第1团装甲兵营。1947年3月，国民党为了加紧镇压上海人民的反美蒋斗争，将这个装甲兵营调到上海。装甲兵营的500余名士兵及战车改编为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直属上海市警察局。如此，这支警队是有着纯种军队“血统”的一支武装警察队伍，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警察居然也装备坦克装甲车辆了。1949年5月29日，人民解放军上海军管会奉命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和“飞行堡垒”大队，实际接收的装备中就有装甲车29辆、坦克4辆。

　　 

　　机动车大队起义后维持市区秩序。

　　 

　　参加上海解放一周年游行活动安保的沪造三六式装甲车。

　　紧密策划，为解放上海扫清障碍 

　　面对毛森手中的这张“王牌”，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指示地下警委，为确保人民解放军顺利挺进上海，解放上海，要在国民党警察机构内部积极策动机动车大队起义，决不能让机动车大队的坦克车、装甲车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横冲直撞。

　　遵照中共地下党上海市委指示，上海地下警委立即展开行动。他们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1949年3月7日，毛森接替俞叔平任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后，为了进一步控制机动车大队，把这张“王牌”牢牢地攥在自己手中，委派其亲信、军统特务缪琅任大队长，将原装甲兵营营长改任的大队长钟敏和原装甲兵营副营长改任的第一中队长喻飞，调任总局保安警察处科长。这样一来，钟敏、喻飞明升暗降，认为毛森在排挤他们，心中对毛森十分不满。

　　钟敏、喻飞在机动车大队虽已没有一官半职，但是，机动车大队隶属保安警察处，因此，他们仍然有权调遣这支队伍。于是，上海地下警委布置由共产党员肖大成、戴宗义利用各种关系加紧对钟敏、喻飞进行策反。一旦时机成熟，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首先策动机动车大队起义，为迎接解放军进入上海扫除障碍。

　　肖大成、戴宗义接到任务后，立即展开策反行动。肖大成负责策反的对象是钟敏。他通过警察局警员消费合作社主任陆大公的关系，与钟敏取得了秘密联系。与钟敏数次接触后，他俩交上了“朋友”。本就对毛森排挤异己心生不满的钟敏，早就有“改换门庭”的念头。地下警委策动他在解放军入城前率队起义，他爽快地表示愿意配合。

　　戴宗义负责对喻飞策反。他和喻飞都是湖南省平江县人，早在抗战前就有来往。喻飞调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后，戴宗义根据党组织指示，以同乡、好友的名义，和他频繁来往，经常向他分析形势，规劝他弃暗投明。戴宗义向喻飞正式提出，一旦时机成熟，要他率部起义，迎接解放上海。喻飞当即表示一定听从。

　　 

　　解放后机动车大队在马路上执勤。

　　 

　　机动车大队将一辆中型坦克移交给解放军。

　　成功策反，机动车大队弃暗投明 

　　1949年5月24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上海近郊。

　　当日10时许，肖大成、戴宗义分别接到地下警委领导指示:立即策动机动车大队起义，不让毛森调动装甲车驶往苏州河北岸的阴谋得逞。

　　肖大成立即佩戴了一枚由陆大公事先提供的义务警察证章，只身混入戒备森严的市警察局。在北部3楼走廊，他遇见了钟敏。俩人正在握手交谈时，毛森的亲信、保安警察处处长黄炳炎突然走来。钟敏顷刻吓得面如土色，两眼发愣，呆站在原地，不知如何是好。

　　肖大成感到钟敏的态度似有动摇，便没有向他布置起义任务，不露声色地与其寒暄了几句后，即上楼到副局长办公室，找到陆大公。期间，腰插手枪的毛森，几次跑到陆大公的办公室，催促陆立即下令调遣装甲车开到总局待命。说话时，毛森以怀疑的目光，盯了肖大成一眼，形势十分紧张。

　　肖大成待毛森走后，立即告诫陆大公，钟敏可能动摇告密，要他赶快找到喻飞。

　　肖大成到达机动车大队部不久，戴宗义也随后赶来。这时，机动车大队大队长缪琅已不知去向。喻飞立即通知中队长丛林、汤声溢等人开会。喻飞首先向大家介绍了戴宗义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对大家说:“兄弟们，现在国民党军队已纷纷向吴淞口方向逃跑，而毛森一再下令调动机动车大队到苏州河北岸布防。我经过再三考虑，觉得这是一条死路，因此决定与戴同志合作，决不把装甲车开往苏州河北岸。”

　　喻飞与几个中队长都是湖南同乡，平时几个人关系不错。他的话很快就得到大家的支持，大家推举他为代理大队长，并表示一切行动听从他的指挥。随后，戴宗义以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向大家进一步阐述了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欢迎大家选择光明之路。戴宗义的讲话进一步鼓舞了大家的士气。有一个中队长当即提出，有3辆装甲车早先已被毛森调走，现已在福州路总局门口警戒。这位中队长建议，把这3辆装甲车调回大队部，共同加入起义行列。喻飞与戴宗义商量后，决定采纳他的意见，旋即以代理大队长的身份，命令分队长连成辉前去处置。

　　下午2时半，起义工作准备就绪。机动车大队全体官兵集中在一起，正式宣布起义。喻飞下令各中队按预定方案，一部分装甲车悬挂白旗开往沪西虹桥路、西站、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等地，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其余装甲车则在市区担负警戒，维持治安。

　　正当肖大成、戴宗义在机动车大队部紧张部署起义时，毛森多次打电话催促将全部装甲车开往苏州河以北地区。他开始打来的电话，都被喻飞以“装甲车都在外面执勤，无法通知集中”为由，搪塞过去。当毛森再次来电训斥并强令装甲车立即开往苏州河北岸，肖大成接过电话，大声告诉毛森:“我正式通知你，机动车大队正式起义了，不会再跟你走了!”毛森听完连声追问讲话的是谁，并破口大骂，扔下电话后带领一批亲信慌忙逃离警察局。

　　至此，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完全在中共上海市地下警委的控制下布防、警戒。直至次日上海解放，40多辆装甲车和全部武器装备，完好无损地交给了人民解放军。

　　上海解放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改编为上海警察总队特科团战车营，这支宝贵的装甲力量完整地交给了人民。1949年7月7日，战车营光荣地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上海入城式典礼，一辆九二式装甲车率领一队装甲汽车驶进上海。至此，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完成了其历史的蜕变，成为新上海维护社会治安的一支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