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营作家吕铮的侠骨柔情
人物简介 吕铮，北京人，任职于北京市公安局，作家、编剧、词曲作者，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全国公安文联理事，全国公安作协签约作家。出版有《三叉戟》《名提》《无所遁形》《谜探》《猎狐行动》等17部长篇小说，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作品多次获得金盾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燧石文学奖、全国侦探小说奖等奖项。编剧作品获得第27届白玉兰奖最佳编剧提名、第29届华鼎奖最佳编剧提名。 吕铮 一个“字警”调到特警队，一枪击毙毒枭，变成了一名“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警界英雄。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击毙毒枭的却另有其人……跌宕起伏的情节展示着人民警察的忠诚奉献以及基层民警的喜怒哀乐。 这是今年8月初出版的吕铮新著《藏锋》讲述的故事。 作为连续5次获得金盾文学奖、出版17部长篇小说，《猎狐行动》《三叉戟》等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热播影视作品的80后警营知名作家，吕铮是如何构思故事情节的？怎样展现人民警察的牺牲奉献精神和真情实感的？创作中有哪些艰辛付出和感人故事？本刊记者走近吕铮，探寻这位富有创作激情的警营作家的侠骨柔情。 吕铮出版的部分作品。 《藏锋》是一个更走心的故事，我喜欢 记者：你的新著《藏锋》近日出版发行，请简要介绍下小说的故事情节。 吕铮：海城市公安局的“字警”谭彦因工作失误，搞砸了牺牲民警的英雄事迹报告会，被下派到特警队挂职政委。一个“字警”就这样闯入了“嗷嗷叫”的战斗警队。赴任的当天，跟他有过节的特警队长廖樊就给他来了一出“空城计”。到了特警队后，谭彦不露声色，与廖樊“斗智斗勇”，几回合下来，逐渐掌握主动。在一次打击毒品犯罪的紧急任务中，谭彦误打误撞一枪击毙了大毒枭，成了“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警界英雄，一时间名声、荣誉、地位、爱情接踵而来。他成了这座城市的英雄，也成了贩毒团伙的报复目标。但随着案件的调查深入，谭彦突然发现，打出那“英雄一枪”的另有其人，是闭口不言保住荣誉，还是说出真相舍身诱敌？他面临着良心的拷问和生死抉择…… 从我个人来讲，我很喜欢《藏锋》这个故事。它与我以往的作品都不同，更走心。它也和大多数的公安题材文学作品不同，写的不是那种飞檐走壁被神化的“超级警察”，也不是大家熟悉的刑警、缉毒警和派出所民警。它的主人公是一名在政工系统工作的“字警”，是在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里少有呈现的人物。无论是从他的言谈举止还有日常对话，都要区别于一般的警察，要显示出他的独特性，比如咬文嚼字、遇事较真，甚至刻板。为此，我提前积累了大量资料才开始动笔。 记者：《藏锋》的主角是一名“字警”，最后变成了“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警界英雄，故事跌宕起伏，请谈谈构思的初衷。 吕铮：说到写作初衷，就要谈到我很久以前的一部叫《警校风云》的小说。那部小说创作于2006年，是我的第三部长篇。里边共有7个主人公，分别是林楠、那海涛、章鹏、黎勇、谭彦、胡铮、徐蔓，他们构架了我最初的人物谱系。从此写到经侦，林楠就在《三叉戟》《谜探》系列里披荆斩棘；写到预审，那海涛就在《名提》系列里斗智斗勇；写到刑警队，章鹏就在《仨警察》里火线冲锋；黎勇也从《巴士警探》里的打扒队调到了《无所遁形》的视侦队。而谭彦在《警校风云》的故事里，就是一个文文弱弱的书生，但是心里却一直有一股劲儿，想让自己与众不同。在写完林楠他们的故事后，我自然要把谭彦的故事写出来，于是，从几年前就开始攒相关的素材，这就有了创作《藏锋》的“发动机”。而《藏锋》这个名字，也是几易其稿才定下来的，最早叫《火线特警》，后来改名叫《荣誉》，最后在发表前才改为《藏锋》。这是一个关乎荣誉的故事，并不是揭秘所谓“字警”的生活，也不是为了刻意制造警界政工干部与业务干部之间的矛盾。我写的是一个普通警察寻找真正荣誉的故事。谭彦作为一个终日浸泡在材料和文字稿中的“字警”，16年的警界生涯让他陷入职业危机。而一个到特警队挂职的机会，给了他重新淬火、再炼成钢的机会，让他重装上阵。而那个所谓的“一手拿枪一手拿笔”的称号，只是他寻找真正荣誉的障碍，当他抛弃这些虚名，回归一名忠诚战士的时候，真正的荣誉才属于他。 写小说的感觉像办案蹲守抓人，缘于热爱 记者：作为一位写了17部长篇小说的高产作家，肯定付出了很多艰辛和努力，请介绍下你的感受和难忘的事情吧。 吕铮：举个例子，我写小说的感觉跟以前搞案子蹲守抓人差不多，就是热爱、责任和自律。我从23岁开始，便以一年一部的速度创作小说，到现在写了十七年，出了十七本。每年一部是我给自己定的“指标”。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是开了一扇窗，这扇窗可能不算大，但却令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我打过一个比方，在我写作之前自己像块石头，这块石头从刚毕业时的充满棱角，慢慢被社会磨圆，甚至会陷入某种困境之中，但在写作之后，我这块石头就被软化了，成了一块海绵。我开始了吸吮的过程，写作需要大量的素材和资料，需要更多采访、转化、融合的过程，需要换位思考、思辨和共情。在这个过程中，有矛盾、有迷茫、有自问和怀疑，但更多的是整体能力的提升。我一直在公安一线工作，对我而言，要想写好小说首先要干好业务。于是，在这些年中，我努力让工作和业余爱好相互支撑、相互融合，最后，相互助力。我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实现。 吕铮（左一）在参与“猎狐行动”中押解犯罪嫌疑人。 要说到难忘的事情，是有很多的。比如在写《警校风云》的时候，我还在和父母同住。狭小的两居室根本没有创作空间，于是，我就到外面花八百元一个月租了一个8平方米的斗室。我的邻居，一个是卖羊肉串的，一个是小裁缝。有时，他们一工作，我只能戴着隔音耳机写作。那时，我每天下班回到家就已经七八点了，简单吃碗泡面，一直写到凌晨一两点。在创作期间，我还多次到外地出差抓捕。就这样，我三个月写完了《警校风云》。后来，当了探长、队长，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我只能利用碎片时间进行写作，周末、节假日，“五一”、“十一”、春节假期都要“封闭”。出差时，我就带着笔记本电脑在火车、飞机上写。我的小说都产生于这些生活的“缝隙”之中。让我保持这个进度的推动力是热爱，对警察职业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对讲述故事的热爱。不热爱就不会珍视自己的作品，就不会有品质的提高，就不会获得读者和观众的认可，就会陷入一个不断循环的境地。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每一部小说都有所不同，题材、叙述方式、或者描写的警种，都要力争保持与上一部的不同。比如《名提》第一部是我33岁写的，在相隔7年，写了另外五部作品之后，我在40岁时才写了第二部。我始终对写作充满敬畏，从不敢称自己为作家，因为自己始终是业余写作。 公安戏不仅有门槛儿，而且门槛很高 记者：你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并获奖。你认为影视作品呈现的效果和你笔下的文学创作初衷是否吻合？ 吕铮：到目前为止，《三叉戟》算是一部成功转化的作品。之前有几部作品转化为影视，但说实话差强人意。刚开始，我也很困惑，后来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编剧课程，才逐步明白了原因。公安戏不仅有门槛儿，而且门槛很高。不是说知道警徽、警衔、警服，知道警察的级别、警种差异，就能写好警察；不是说能采访到案例素材，能拿到一些惊险奇特的情节，就能写好警察。我觉得，衡量一部公安文艺作品是否优秀，首要要看它的精神、灵魂和人物，由此才能衍生出故事、情节和对白，才能展现出警察与警察的关系、警察与社会的关系、警察与时代的关系，才能展现出警察的忠诚和荣誉。这些，都要内化于心，很难在简单采访之后轻易获得。而这些恰恰是专业创作者难以获得和感同身受的东西。不掌握这些，就很难写好中国警察的故事，所以，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穿着中国警服的外国故事，不接地气甚至有悖于我国法律。这就是没有抓到核和主轴。所以，我现在主动参与改编自己的作品，也是为了立住作品的核和主轴，保持住人物的质感，让影视作品延续文学作品的灵魂。 由吕铮长篇小说《三叉戟》同名改编的电影宣传海报。 我的目标是打造一个“警察宇宙” 记者：现实中你是一名人民警察，小说中你写了很多警种的警察。请问你的内心有一种怎样的创作情怀？ 吕铮：我的17部长篇小说中，主要人物有15个，涵盖了主要警种。每个人肩负着不同的职责，合在一起就组成了我的警察世界。 我在心中编织着一个中国警察的故事宇宙。这些人物不是美国的超级英雄，而是平凡的人民警察，但每逢危急时刻都会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比如，警界老手“三叉戟”，中年骨干经侦民警林楠、刑警章鹏、视侦民警黎勇、“字警”谭彦，青年民警小吕、封小波、方小罗，他们已经构成了老中青三个年龄层次的主线人物。后续，还会有更多人物出现在我的“警察宇宙”之中。 记者：能感受到你创作的情怀，也能体会到你用一年一部的速度编织着自己的“警察宇宙”，能否透露一下你的下一个创作目标？ 吕铮：列好的大纲有很多，比如描写视频侦查的《无所遁形》第二部，描写预审题材的《名提》第三部，一共大约有六七部，估计写完我也四十五六岁了。摆在面前的有两部，一部是《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先生指导我创作的《梦想成真》，写的是一个横跨二十年、三条主线的故事；另一个是科幻小说《梦探》。 作家吕铮给人的印象——逻辑清晰的思路、如数家珍的谈吐、犀利深邃的眼神，无不透射着一位刚毅、执着、干练的警营作家对人民警察深深的爱和真挚情怀。 警察不是万能的，吕铮希望用自己的笔，架起一座人民群众和人民警察的连心桥梁。 吕铮介绍，在写《藏锋》时，由于要大量描述谭彦的心理活动，对他而言也是一个审视自己、寻找本初的过程。在《藏锋》最后一笔完结时，吕铮感到和谭彦一同找到了属于警察的真正荣誉。他说，他很喜欢小说中的两句话，想分享给大家： “什么是荣誉？是百折不回的坚守，是义无反顾的冲锋，是勇者无惧的担当，是初心不改的忠诚。” “所有为理想牺牲的人，都会化作璀璨的繁星，把世界照亮。他们生命的价值，就是真正的荣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