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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毛主席当卫士(李银桥)

2013年03月22日 09:09    来源:中国警察网   作者:李银桥   

   1946年10月,我所在的部队358旅由内蒙经山西调到延安,准备迎击胡宗南部的进攻。部队驻在延安东边的雀儿沟一带,旅部设在柳树店。当时,我在黄新庭旅长身边当特务员。1947年2月,我奉命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社会部派我去给周恩来副主席当卫士。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了约半年,在转战陕北的途中,我的工作又作了变动。

  一、我给毛主席当卫士

  1947年8月18日晚上,中央纵队参谋长叶子龙和副参谋长汪东兴突然找我谈话。

  “给你的工作变动一下,调你到主席身边当卫士。”叶子龙讲话开门见山,“因为你过去一直干这项工作,有经验。”

  “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的。”汪东兴讲话则注意强调原则性和革命道理。

  我低下头没有马上表态。心想:昨天,主席心情不好,把身边的卫士打发走了。我怕自己也干不好。

  “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吗?”叶子龙完全是习惯性地问了这么一句。天晓得我是怎么回事?我竟接着他的话头说:“不行啊,我怕干不好,况且我干这个工作太久了。”

  叶子龙和汪东兴大概始料未及,有些惊诧和不悦。我的话说出口后也觉得不够妥当,便退一步说:“当然,组织决定我服从……”

  “服从就好,相信你会干好的。”叶子龙松口气说。

  “今天你先回去。”汪东兴思考着说,“最后怎么办等我们研究以后再决定。”

  于是,第二天我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在行军时,我就走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可毛泽东始终不曾跟我说话,甚至不正面看我一眼。我忐忑不安,心里直犯嘀咕:会不会是毛主席知道我的态度了?他是不是生我的气了……

  雨还在下个不停,我们几乎是被雨水冲着跌跌撞撞跑下山的。山下一条小河发洪水,水流十分湍急。汪东兴和叶子龙指挥一批会水的战士连游带地到达对岸,去村里借来绳索和门板搭浮桥。水太急,门板不时被冲走,架桥工作进展缓慢。这时,追兵已经上山,山头上枪炮声大作。队伍里有些人心不太稳。

  “我看还有段时间么。”毛泽东望望架桥现场,朝刘参谋吩咐道:“把电台驾起来。”

  真怪,电台一架,军心立刻安定了。毛泽东坐在我们用手撑开的棉军被下,审阅全国各战区发来的电报,并且用铅笔写下了一道命令,交刘参谋送电台发向各野战军司令部。

  浮桥终于架好了。岸边垫土,河里垫大石头,再将对岸村里的门板铺在石头上。为了保险,有几名战士站立急流中充当“桥墩”。毛泽东走到河边,望着将衣服脱得精光站在浪涛中的“桥墩”,深受感动,眼圈不由得红了,迅速向队伍说:“同志们先过。”

  “请李得胜同志先过!”几百人的队伍异口同声地高喊道。

  “请李得胜同志先过!”“桥墩”们也发出动人心魄的呼唤。

  毛泽东仍坚持要同志们先过,同志们恳求领袖先过。看到彼此争执不下,周恩来便来来到毛泽东身边小声说:“主席,你不过同志们是决不会过的。快上桥吧,时间久了河里的同志们会冻出毛病的。”

  毛泽东扫视了一下周围,目光和我相遇了。想到我说过不想到主席身边当卫士的话,我的脸腾地一下子烧了起来。

  毛泽东踏上了浮桥,我跟随他也踏上浮桥。脚下有些晃,我的心也无法平静……

  行军一天,夜宿杨家园子。警卫排长阎长林同几名卫士点火烘烤湿衣。毛泽东坐在炕上,借着油灯查看军用地图。

  柴草太湿,只冒烟不起火,窑洞里烟雾腾腾对面看不清人。毛泽东“吭吭”大声咳嗽,阎长林擦着呛出来的泪水喊道:“小李,快扶得胜同志出去透透气!”

  我也咳个不停,一腿炕上一腿炕下去扶毛泽东:“得胜同志,出去透透气吧……等烟散散,再看地图。”

  毛泽东甩开我的手,用铅笔在地图上画了几处符号,尔后自己下炕,一边咳,一边扶墙摸索着走出窑洞。

  雨停了,天空露出灿烂的星汉。毛泽东立住脚,迎风作了一个深呼吸,用力咳出几口痰,擦擦被烟呛出的泪,开始在院子里散步。为了避开地上的积水,他走得很慢,步子时大时小。他听到我跟随身后的脚步声,停下步,两眼望着星空,慢条斯里地问了一声:“你叫什么名字啊?”

  主席终于同我说话了。我迅速立正回答:“报告!我叫李银桥。”

  “李、银、桥。嗯,哪几个字啊?”毛泽东依然不紧不慢地问道。

  “木子李,金银的银,过河的桥。”

  “银——桥。为什么不叫金桥啊?”

  “金子太贵重了,我叫不起。”

  “哈哈,你很有自知之明嘛。”毛泽东的口气转为热烈,转身望着我问:“你是哪里人呢?”

  “河北安平县。”

  “父母干什么呢?”

  “我父亲种地拉脚,农闲时倒腾点粮食买卖;母亲操持家务,农忙时也下地干活。”

  “我们的家庭很相象么。你喜欢父亲还是喜欢母亲?”

  “喜欢母亲。我父亲脑子好,多少账也算不糊涂。可是脾气大,爱喝酒。吃饭他单独吃,他吃馒头我们啃窝头,稍不称心就打人。我母亲心善,对人好,我喜欢母亲。”

  “越说越一致了么。你母亲一定信佛。”

  “主席怎么知道?”

  “你说她心善么。出家人慈悲为怀啊。”

  “您,您母亲也信佛吗?”我问。

  “我也喜欢母亲”。毛泽东说,“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穷人还是照样受苦。”

  “磕头不如造反。”

  “好,讲得好。”毛泽东点点头,继续散步,走过一圈,又停下脚问:“怎么样,愿意到我这里工作吗?”

  我低下头。怎么回答呢?唉,与其说假话落个虚假,不如闭上眼睛说真话,做个老实人。

  “不愿意。”我小声喃喃着。

  一阵难熬的沉默。毛泽东终于轻咳一声,打破了沉默:“你能讲真话,这很好。

  我喜欢你讲真话。那么,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在这我里工作?”

  “我干太久了。从三八年参军,我一直当特务员、通讯员。我想到部队去。”

  “噢,三八式,当卫士,进步是慢了些。就这一个原因吗?还有没有别的原因?比如说,在恩来那里当卫士就愿意,来我这里就……”

  “没有,决没有那个意思!”我叫起来,“我一直想到部队去。我在周副主席那里也说过这个意思。我在他那里干过一段,他了解我的情况,形势缓和后提出走的要求也容易。如果到主席这里来,怎么好刚来就提出走?”

  “你怎么知道我会不放你走?”

  “主席——恋旧。”

  “什么?恋旧!你听谁说我恋旧?”

  “反正我知道。”我说,“听人说你骑过的老马,有好马也不换;穿过的衣物,用过的笔砚茶缸,一用就有了感情,再有了多好的也不换。就比如你那根柳木棍,不过是孙振国背行李的木棍子,有了好拐棍儿你肯换吗?我们要是有了感情,主席还肯放我走吗?”

  “哈哈哈”,毛泽东笑了,“小鬼,什么时候把我研究了一番?嗯,可是我喜欢你呢,想要你来呢。怎么办?总得有一个人妥协吧。”

  “那就只好我妥协了。”

  “不能太委屈你,我们双方都作一些妥协。”毛泽东认真地望着我说,“大道理不讲不行。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只是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可是,光讲大道理也不行。三八式,当我的卫士,地位够高,职务太低。我给你安个长,做我卫士组的组长。”毛泽东略一沉吟,作了个手势,说,“半年,你帮我半年忙,算是借用,你看行不行?”

  “行!”我用力点头。

  “好吧,你去找叶子龙谈谈。他对我更了解。”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我便轻松地退下。他独自回窑洞办公去了。

  后来我听说,毛泽东在与我谈话前,已经知道我不愿来,但他还是对叶子龙和汪东兴说:“你们不要再考虑别人了,我就要他!”

  二、大便时想好的作战计划

  毛泽东又是通霄工作。他时而查阅地图,时而翻翻《辞源》、《辞海》,时而凝神默想,时而抓笔圈图。

  忽然,他皱起眉头,少顷,抓起纸匆匆向外走去。

  我忙紧随其后。他在门口向交待说:“我要解手,你扛一把铁锹帮我挖坑。”我忙找一把铁锹,拿上手电筒,紧跟毛泽东后边出了村,一直走到野地里。

  雨后的田野潮湿而宁静。毛泽东来到一个隐蔽处朝地上指了指说:“就在这里吧。”

  第一次为毛泽东挖便坑,我心里没有底。心想,就照一般便坑来挖,大概不会错吧。我先挖一个长形坑,一锹宽,一锹深,最后再将坑两边踏脚的位置垫高铲平。

  “主席,你试试吧。”

  毛泽东试了试,说:“嗯,好么,很好。”

  他大便很困难。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他终于安静下来了,就那么不声不响地蹲着。据我所知,许多领袖人物大便时间都长,其间要看点什么。如周恩来习惯看报纸看文件;贺龙喜欢看小人书……毛泽东也喜欢看书。1949年全国解放进北京后,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厕所里就摆着各种书籍。不过,此时此地不可能看书,安静得很。

  以后我才知道,毛泽东有时便秘,常两三天才大便一次。

  回来路上,我忍不住问道;“主席,你为啥不在厕所大便呢?

  ”

  “我嫌它臭,……。”毛泽东嘟哝着说。

  “可是,”我犹豫一下,但还是把想说的话讲了出来,“我见你跟老乡聊天时用手捏碎粪肥,拍拍手又拿烟抽,你可没嫌臭呀。”

  “此一时,彼一时也。”毛泽东望望我茫然的样子,反问道:“你说,什么时候思考问题好?”

  “大概……躺在床上吧?”我胡乱猜测道。

  “不对。”毛泽东忽然贴近我,幽默地挤挤眼,笑说道,“告诉你吧,就是拉屎的时候。拉屎的时候正好想事情。”

  我噗哧一声笑了。毛泽东却一本正经地提高声音问道:“你说,厕所那么臭,能想出好主意吗?”

  “不能。”我嘴里这样说,仍然忍不住笑。

  那次便后回来,毛泽东就向周恩来谈了自己想好的一个歼敌计划:钟松自以为“援榆有功”,狂妄到横行无忌的程度。他的36师一到镇川堡,立刻分兵两路,派123旅东进乌龙铺,他奔沙家店,企图与刘戡部会合,迫使我军背水一战。敌强我弱,形势对我们似乎很不利。其实不然,我们是有惊无险,他们可是走入绝地。我看,在沙家店给他布个网,36师绝没处逃!

  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想法。两个人研究之后,具体作战方案很快便确定下来。电话尚未架通,毛泽东便命令警卫员马汉荣和邵长和将作战方案直接送到了西北野战军司令彭德怀手中。

  第二天清晨,起了风,乌云散去,山谷里涌出一股浓雾。毛泽东说,沙家店战役对整个西北战局有着决定性意议,梁家岔距沙家店10公里,他可以在梁家岔就近指挥战役。梁家岔只有20来户人家,坐落在靠山顶的东坡。中央机关几百号人马,在数万追兵面前显得敌众我寡。但在这个小村里却显得声势浩大,简直挤得无插足之地。勉强给毛泽东和首长们借到两间窑洞,又给我们人员弄了一间小窑,其他人员全部露宿。于是,崖畔下,大树周围,以至老百姓的牲口圈都住满了人。

  不久,司令部与西北野战军总部的的电话接通了。毛泽东立即下令:“要彭总,我要跟他直接通话。”

  很快,电话铃响起来了。电话放在石板锅台上。毛泽东几步走到锅台旁,抓起电话听筒:“喂,是呀,我是毛泽东!”

  我们这些守在窑洞前的工作人员恰似听到一声春雷,都兴奋地从地上跳起来。从1947年3月撤出延安以来的近半年时间里,毛泽东一直使用化名李得胜。今天是第一次公开恢复使用毛泽东的名字!这说明形势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敌人就要走下坡路了!

  彭德怀司令员在电话中报告了敌36师被围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大声说:“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这是对整个战局有决定意义的一战,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敌人,不让一个敌人跑掉!”

  彭德怀又汇报了几句,毛泽东仍大声说:“要挖壕!侧水侧敌,大意不得!”

  过了片刻,毛泽东大概是针对彭德怀的请示,大声说:“初战一定要打赢,

  赢了就争得主动……部队没有粮食了?没有粮食就杀马吃!打完仗再说!”

  放下电话,毛泽东回头问我:“银桥,我们还有酒吗?”

  毛泽东不善饮,即使喝一怀葡萄酒也会脸红,所以极少喝酒。但是有两个例外:一是安眠药用完的时候,他为了睡觉,要喝一杯。喝一杯就会晕,喝三杯肯定躺倒。另一种情况就是打仗或者写作,连续几天不睡觉,也需要喝点酒,以刺激神经兴奋。酒对毛泽东好象既能提神又可以安眠,关键是掌握好用量。

  这段时间恰好安眠药告缺,我为他备下了酒,听他问酒,我忙回答:“要什么酒?白酒行不行?”

  “不要白酒。”毛泽东想了想,摇头摇,风趣地说,“钟松没有那么辣。”

  “那就拿葡萄酒?”

  毛泽东想了想,又摇头说:“这一次敌人有十几万,我们又是侧水侧敌,仗也没有那么好打……嗯,有白兰地吗?”

  “有!还是外国货呢。”

  “我看就是白兰地吧!”毛泽东的手指头敲在地图上,敲在被红色箭头(表示人民解放军)包围的蓝圈里(表示敌军),敲在钟松的“脑壳”上。看来他把钟松划入白兰地的水平:没有白酒辣,也不象葡萄酒那么柔和。

  我拿来白兰地,放在地图旁。酒瓶旁边放着一盒烟一盒火柴,酒瓶另一边顺序摆开油灯和蜡烛。锅台旁摆一张帆布躺椅。

  战役打响后,毛泽东便守在电话机旁,一边和前线联系,一边查看地图。前线无大事,就看解放区各战区来的电报,或回到锅台旁写电文。电话铃一响,放下笔又去抓听筒,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汇报,作出各种指示,下达各项命令。脑子疲劳了,就呷点白兰地刺激刺激。烟是一支接一支地吸,茶水更是不断。泡过水的茶叶用手指头一抠便进了嘴,嚼一嚼咽下去。头一天是一包茶叶冲三次水后才吃掉茶叶,到第三天已经是冲一次茶,喝完水就吃掉茶叶。他决不出屋,也不上炕,累到极点就在帆布躺椅上闭目养几分钟神,眼皮一掀就又接着工作。

  第三天清晨,天又下起雨,其势凶猛,如注如浇;雷声隆隆,大地颤动。人们看到秘书和作战参谋跑进跑出,便有几个人围上去打探消息。

  毛泽东忽然走出窑洞,朝大家喊道:“你们到山上听炮声去吧!炮声激烈时,来向我报告!”

  哈,原来不是雷声而是炮声!大家都欢呼跳跃着朝山上跑去。

  我不能离开主席,守在窑洞里。我军在两小时之内,便将敌36师的一个旅歼灭,活捉敌旅长刘子奇,实现了毛泽东首战必胜的计划。另一支部队也把企图增援钟松的刘戡部队阻击在葭县一带。

  司令部里最热闹的是电台。从收听到的敌台得知,钟松惊恐万状,急于突围。胡宗南在无线电话上,指名道姓地骂钟松,命令他“固守待援”。刘戡遭阻击,生怕被我军消灭,在黄河边上打转转。胡宗南又指名道姓大骂刘戡,下令要把刘戡撤职查办。沙家店战役序幕一揭,敌人便乱成一团。乱归乱,却是规规矩矩地照着毛泽东为他们摆下的棋子一步一步走的。

  沙家店战役打了三天两夜。毛泽东三天两夜没出屋,不上炕,累了就坐在帆布躺椅上养养神。吸掉5包烟,喝掉几十杯茶。没有大便,小便不计其数。歼灭钟松的36师,俘敌6000余人。这一战役的胜利,标志着西北野战军反攻的开始和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彻底破产。毛泽东很是兴奋,挥毫给彭德怀写了12个大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写罢,毛泽东把笔一掷,抓起剩下的大半瓶白兰地酒,晃一晃:“拿错酒了。”

  我说:“什么敌人遇见主席,白酒也得变成葡萄酒,想辣也辣不起来。”

  三、吃肥肉补脑子

  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对我说:“银桥,你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来好不好?要肥的。”

  我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搞。”

  已经三天两夜不曾合眼的毛泽东疲倦地摇摇头:“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子太多,你给我吃点肥肉对我脑子有好处。”

  我告诉厨师高经文烧了一碗红烧肉,毛泽东先用鼻子深深地吸吮香气,两眼一眯,轻轻赞叹道:“啊,真香!”然后,抓起筷子,三下五除二,转眼就吃了个碗底朝天。

  他放下碗,发现我目瞪口呆地在旁边,忽然变得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有点馋了……打胜仗了,我的要求不高吧?”

  我的眼圈一下子红了。俘敌6000余人,他只要求一碗红烧肉!我用力摇头:“不高,不高,主席要求的太少了,太低了。”

  “不低了。战士们冲锋陷阵也没吃上红烧肉,只能杀马当粮食吃。”

  从那天起,我知道毛泽东爱吃红烧肉,吃红烧肉是为了补脑子。此后,每逢大战或者他连续写作几昼夜,我都要千方百计替他搞一碗红烧肉来。

  可是,战争岁月,有时粮食都没有一粒,大家常常吃黑豆,到哪里去找红烧肉?谢天谢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从河东给毛泽东捎来一块腊肉,虽不好红烧,但炒一小碟吃也可以补补脑子啊。

  谁知腊肉端上桌,毛泽东却叫撤走。他说;“你们想叫我吃得好一些,可是我怎能吃得下去呢?”

  “这是为了工作,为了补脑,可不是为了享受!”我忍不住叫了起来。

  “脑子是要补的,可是也要讲条件。条件不同,补的方法也不同。银桥啊,你给我蓖蓖头吧。”毛泽东朝椅背上一靠,闭上了眼。我给蓖头,他给我讲黑豆的营养价值,说什么它的蛋白质足够脑子使用了。又讲蓖头的好处,说它能促进头部血液循环,把有限的营养首先满足大脑。他不讲还好,我听着听着就掉泪了。

  那块腊肉以后再没有人动,一直保存到1948年新年前,才用它款待了来这里开会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

  毛泽东说补脑子要讲条件,可是当后来到了河北平山县西柏坡,特别是全国解放以后,条件好了,毛泽东仍然保持爱吃红烧肉这个习惯。一切山珍海味他都不追求。他曾对我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叫人,人跟其他动物就有这个区别。”他这句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四、与江青结婚

  毛泽东是1938年与江青结婚的。1940年8月3日,他们的爱女出生,取名李讷。毛泽东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儿。

  现在有人说,毛泽东当初不该与江青结婚。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江青与毛泽东结婚时,中国共产党的处境还十分困难,夺取全国胜利还只是一种理想和信念。实际上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报纸还把我们骂作土匪。在投奔延安的大批青年中,也有的吃不了苦就当了逃兵。江青毕竟是留下来了。当时,她还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是,正如毛泽东批评的那样,她是带着自身的种种毛病和缺点——“个人主义”、“剥削阶级作风”——来到革命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尾巴没有割掉”。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是经政治局批准的。社会上盛传的“约法三章”,我没见过哪个人出面作证。总之,世界上没有未卜先知的神仙,30年前就能知道30年后江青要祸国殃民。就我所见,是毛泽东不允许江青插手政治大事。直到1956年,由周恩来提议,常委们同意,将江青与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一道,任命为中共中央主席的五位秘书。那是晚上研究的,快天亮时,毛泽东少数服从多数同意了。江青转战陕北时只是机关任命的机关协理员。进城后,主要是负责毛泽东的生活。这次常委会她被提为中央直接任命的五位秘书之一,负责国际方面的问题,开始步入政治活动。

  彭真同志说,毛主席教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这是历史的事实。毛泽东思想是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毛泽东本人也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的代表。所有回忆革命前辈的文章,你看吧,一切的思想、品质、作风、业绩,都可以在毛泽东身上找到。他是一代革命家的集中代表。某些年轻人思想解放,喜欢发表言论,这时,你不但要看现在,还应充分思考当时的历史背景;更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比如见到几个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被冤枉了,便看不到这场运动对纯洁队伍,统一思想,保证革命胜利所起到的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那时大批有理想有文化的女青年投奔延安,许多首长都是在这批女青年中选择了自己的终身伴侣。作为全党领袖的毛泽东,在这样众多的女青年中,不可能同一位坏得一无是处的女人结婚。我们的党也不会同意自己的领袖同一个坏透了的女人结婚。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是在变化之中,江青变坏,特别是在“文革”中成为“四人帮”分子,那是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发展的结果。

  大凡谈恋爱时,人们总喜欢表现自己的优点,而将缺点和毛病掩饰了下来。一旦结了婚,朝夕相处,缺点和毛病便渐渐暴露出来。普通人是这样,江青也不例外。比如她的虚荣心,爱出风头,争强好胜,小心眼儿容不得人;她的自私自利,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她的脾气恶劣,反复不定;她的喜欢走极端,喜欢记仇报复,等等,都在日后有了一定气候时陆续暴露出来。这一切都使毛泽东大伤脑筋,甚至大发脾气。在“三查”“三整”运动中,毛泽东与江青吵架,是我见到的最激烈的一次。

  事情是这样的:在“三查”中,查出了江青的入党时间问题,她自己说是1932年,但找到的证明是1935年。毛泽东耳闻后,对江青很生气,发了脾气。

  撇开此事不谈,这时的江青也的确变得令人生气。她变娇了,变得脾气大了。几个月前,粮食紧张,生活困难,她也算没叫苦。现在有肉吃了,她一会儿说咸,一会儿说肥地挑捡起来,口味越来越高。她变懒了,房间里装了电铃,动不动就用指头按一下。前一段天天行军,她还能和大家一道走。现在呢?暖水袋就放在身边,她就不肯起身拿一下,只知伸手按铃。卫士张天义跑进去,以为有什么大事,其实就是把身边的暖水袋拿起来交到她手中。从江青房间出来,卫士张天义伤感地说:“形势刚好转,她就这样了。要是夺取了最后胜利,她……唉!”

  江青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前一段行军打仗,有危险有艰苦,但是也有欢笑。走在路上,住宿后搬个小凳靠墙一坐,她常给大家讲点历史故事或出个谜语,象个大姐的样子。有个谜语我至今记得很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的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

  “打一件事,你们谁能猜得出?”江青笑着大声问,洋溢着革命战士的乐观精神。

  谜底是唱戏。

  可如今,江青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她严厉的对我们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替我们服务。我们高兴了,就是你们工作做好了。我们不高兴,就说明你们工作没搞好!”

  她讲这些话时以及她讲话的神情态度,深深剌伤了我们的心。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共患难可以的,同享福看来是不可能。

  五、“你再帮我半年忙”

  那天,我给毛泽东送茶。他正在窑洞里踱步,象是思考什么重大问题,脸色不大好看。我不便惊动他,将茶水轻轻放在桌上,便悄步退出。

  可是,身后传来毛泽东的召唤:“银桥,你不要走,我要跟你谈谈呢。”

  我转回身,问道:“主席有什么事吗?”

  “今天是19号。”毛泽东扳着手指头说道,“8月9月,9月到10月……半年,正好半年……”他望着我,迟疑一下,小声试探:“你,还想走吗?”

  毛泽东一直记着他与我订好的“借用半年”的协议!我心里一热,刚要说什么,忽然又想起了江青……于是,我垂下了头,小声说:“想走。”

  毛泽东显出怅然若失的黯淡神情。那一刻,他忧国忧民,力挽狂澜的种种情景闪电一样从我脑际掠过。我震动了一下,不安地说:“如果主席需要……”

  “不,咱们有言在先。”毛泽东作出一个断然的手势,是忍痛割爱的意思。说:“你是老实人,工作兢兢业业,对我照顾得很好。我喜欢你,但我不食言。你可以走了。”

  我没有走,眼睛有些酸。毛泽东是感情丰富的人,我也不是没有感情的人。我说:“主席已经同意我走,那么,上次订的协议算是圆满实现了。如果需要,我们还可以订协议。我愿意再订一次协议。”

  毛泽东笑了,说:“好,那好。我们重新定约。半年,你再帮我半年忙,看我彻底打败胡宗南。”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我很高兴。我认为这件事处理得很好。我直奔厨房而去,因为江青该吃饭了。

  毛泽东工作起来不分昼夜,吃饭也没个钟点,总要人一催再催才草草吃几口饭。江青不然,她生活很讲究规律,睡觉吃饭都是按钟点准时进行。

  我替她端来饭,摆放在桌子上。盘子里难得有一条鱼,那是贺龙托人捎来的;他知道江青喜欢吃鱼。

  江青今天对我格外热情,叫我一起吃。我不肯吃,可她已经把筷子倒过头来给我挟了一筷子鱼,我无法再推辞。可心里直嘀咕:今天是怎么了?

  “见他妈的鬼了!”江青忽然愤愤地骂了一声,我一怔。她安慰说:“不是说你呢。我是说有些人呢,对我的党籍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32年入党,硬说我是35年!”

  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好插嘴呢?只能默默地听着。江青自己仍在那里发泄积愤,说“三查”运动查来查去竟查到她的头上,查起她的历史来了。有人就是想搞她。她说:“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见我始终不吱声,她忽然望着我说:“对了,他们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我给过你吗?”

  “没有!”这下子我憋不住,叫喊起来:“谁说的?”

  “你看,这不是造谣吗?”江青没讲是谁说的,她只是为了证明其他事也都是造谣。她咬着牙说:“有些人吃饱了不干事,整天琢磨着整人。运动一来就上劲。整么,这次你整别人,下次别人也可以整你!”

  我心里哆嗦一下。江青是喜欢报复人的。

  那天饭后,江青询问了毛泽东近来的生活情况。她是生活秘书,管我们卫士组这一摊,按理说我应当随时向她汇报主席的生活起居。这一次江青问得很细,可以看出,她是想摸清主席近来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愉快。我隐隐感觉到,江青担心她的历史问题传到主席耳朵里去。

  第二天早晨,我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进门时,看见江青拥被而坐,还没起床。我便退出屋,侍立在走廊里。

  屋里隐隐约约传出他俩的谈话声。开始声音不大,是江青在向毛泽东诉说什么。从毛泽东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很不高兴,很不耐烦,其中有几句话声音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你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心里没有鬼,还怕审查吗?”

  显然,江青想让毛泽东替她讲句话,毛泽东不答应。谈话声越来越大,江青哭了,变成了争吵。最后,毛泽东吼了一声:“你给我滚!”

  江青披着衣服哭哭啼啼冲出门,稍一犹豫,跑到隔壁周恩来那里去了。她跟毛泽东闹别扭总是去找周恩来哭诉。那天她在周恩来那里一直呆到中午12点。出来,恢复了平静。

  午后,我去服侍毛泽东起床。毛泽东心事重重,皱着眉头抽烟。良久,叹了一口气,说道:“唉,江青是我的老婆,要是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早把她赶跑了。”

  这种时候我只须听,无须讲话。毛泽东和所有普通人一样,心里烦闷时,希望有个人听他诉说,说一说心情可以好受些。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随便向其他领导人诉说,他总是向身边的工作人员诉说。

  “没办法,跟她凑合着过吧。”毛泽东吸一阵儿烟,想了阵儿心事,冒一两句话。“我跟你说,我现在有些很难办。当初结婚没搞好,草率了。唉,草率了。”

  毛泽东重新燃起一支烟,继续深深地吸,紧皱着眉头。片刻,又叹一口气:“唉,我现在的情况,我的身份,离婚也不好。江青没大过,没大错,现在要胜利了,跟他离婚,日后也要有人说。没办法,背了个政治包袱……”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生活15年,深深感到他的家庭生活是不愉快的。他和江青在饮食爱好、生活习惯上都合不来。1956年毛泽东曾很认真地对我说:“江青是个是非窝子,刀子嘴,尽伤人。”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有一天下午,起床后,他又一次向我说了同样的话。这两次有关江青的谈话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粉碎“四人帮”后,我非常佩服毛泽东有先见之明。

  六、从双塔到城南庄

  1948年3月25日,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乘车离开双塔后,一路视察各解放区的工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听取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委李井泉的汇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接见了《晋绥日报》的编辑人员,勉励他们努力办好党报;登雁门关凭吊古迹;在代州府谈土改;风雪之夜上五台山,游览了著名的寺庙。终于来到华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

  4月中旬,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重要的军事会议,与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毅、粟裕、李先念、张际春等同志共商军情大事。会议开了10天。结束后,送走与会人员,毛泽东很兴奋,没有休息,给挺进大别山创建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拟了一份长长的电报稿,还起草了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

  写完通知,天已蒙蒙亮。毛泽东到院子里散步,扭扭腰,扩扩胸,做几下深呼吸,回屋将笔砚和文稿收起来,说:“银桥,我休息吧。”

  我取出两片安眠药,斟水请他服下。照顾他躺下后,我坐在一边替他轻轻按摩两腿。他工作量太大,休息极少,按摩可以帮助他尽快消除疲劳。他躺下必看一会儿书报。半小时后,他将报纸朝枕边一放,眼睛合上了。我明白,无须再吃第二次安眠药了,便蹑手蹑脚退出屋。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也起来了,散了一会步回来,同江青聊着什么。他们每次见面都要握握手,彼此很客气。但是话不是很多,礼节性地聊过几句,聂荣臻便回自己屋里去了。他过去住的房间腾给了毛泽东和江青,自己搬到了后面一排房。就在这时,城南庄北边的山顶上,防空警报突然响了起来。我心里“咯噔”一下,紧张得屏住呼吸,睁大眼睛仰视天空。

  城南庄和延安不一样:延安是窑洞,石头砌的;城南庄是平房,没有窑洞厚实。在延安时,敌机一进陕甘宁边区,电话就打到延安,延安可以及时拉警报防空袭;城南庄距北平很近,而且只能在山头上发现了敌机时才能拉警报,时间已经很紧张,毛泽东的住房距防空洞30多米,动作慢了便有危险。我心里焦急,徘徊在毛泽东屋前。按理说有备无患,应叫起他进防空洞,但毛泽东历来日夜工作,休息很少,睡觉尤其困难,有时甚至吃两次安眠药都难以入睡。所以,一旦睡着,谁也不忍心惊醒他。

  警卫排长阎长林踮着脚跑过来,急风急火,又是小心翼翼,压低嗓子问:“怎么办?怎么办?叫不叫醒老头?”跟随毛泽东时间久了,警卫战士之间谈话时,就亲切地称毛泽东为“老头”。

  正拿不定主意,3架敌机已经临空,就在我们的头上盘旋。我们一个个呆若木鸡,竟不知所措。幸好敌机转了两圈,哼哼着朝保定方向飞走了。但我们马上意识到:这三架敌机是侦察机,轰炸机随后就会袭来。而军区大院建在村东空旷之处,盖的是一排排整齐规矩的平房,目标明显,早被敌机侦察到了。

  我们去请示江青,她也不知怎么办。聂荣臻派他的秘书范济生来参加研究,商量的结果是暂不惊扰毛泽东,我们先做好一切防空准备,把人员组织好守在毛泽东门口,担架放身边,一旦再拉警报,就说明是轰炸机来了,可以抬上毛泽东往防空洞跑。

  正是吃早饭的时间,有人来叫我们轮流去吃饭,可谁也不肯去。8点多钟,北山上的防空警报器又拉响了。那声音如雷一般在我们心中轰鸣。再不能犹豫。阎长林喊了声:“照彭老总说的办!”说时迟,那时快,我已破门而入。

  撤离延安时,彭德怀曾对阎长林讲:“关键时刻,在危急情况下,不管主席同意不同意,你们把他架起来就跑,到了安全的地方再讲道理。主席会原谅你们的。”

  “主席,主席,有情况!”我冲到毛泽东床前,叫道。

  “哪个?”毛泽东被惊醒,朦胧着两眼望着我。阎长林已经不容分说扶他坐起身,大声报告说:“主席,敌机要来轰炸了。刚才已经来过3架侦察机,现在防空警报又响了,肯定来的是轰炸机,请主席赶快到防空洞去。”

  阎长林报告的时候,我已匆忙抓来棉袄,给毛泽东披上。

  毛泽东终于明白了眼前发生的事情。可是,他竟然毫不在意地说:“给我拿烟来。”

  “主席,来不及了!”我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

  毛泽东仍不慌不忙地问道:“丢炸弹了吗?”

  阎长林急得跺脚,说:“刚才是侦察机,没有丢炸弹。这次来的是轰炸机,一来就会丢炸弹,丢下来就跑不及了……”

  毛泽东皱起眉头,说:“丢炸弹有什么了不起?先给我点一支烟吸。”

  “快快快!”江青神色惶惶,上气不接下气冲进来,在门口喊道:“飞机下来了!飞机下来了!”话没喊完,她身子一闪,皮球一样跳出屋,远处继续传来她紧张急迫的叫喊:“走走走!”

  情况万分紧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将手一下子插入毛泽东腋窝下,阎长林、石国瑞和孙振国一道搀扶毛泽东向防空洞跑。

  聂荣臻司令员催促道:“快呀!快呀!飞机要丢炸弹了!飞机要丢炸弹了!”

  跑出门几步,头上一阵尖啸,我们本能地一缩脖子,朝后倒步。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脚下的黄土地猛然一颤,一声钝响,我们全都惊呆了。

  “啊!”江青在远处喊。

  天哪,3颗炸弹捆作一束,就落在房前,伸手可及!

  冷汗刷地冒出来,我们4名警卫人员不约而同地喊了一声“快跑!”搀扶毛泽东朝防空洞猛冲。

  “快呀,快!飞机又丢炸弹了!”聂荣臻在防空洞那边挥手呼唤。

  我们的步伐更急了。可毛泽东却连连说:“放开,我不要跑了。”

  这时,我们已跑出军区大院后门。接近山脚的防空洞时,身后轰隆隆一阵巨响,敌机丢下的炸弹在院子里爆炸了。黑烟滚滚,弥漫半天空。

  “不要紧了。”毛泽东说:“它轰炸的目标是房子,我们离开房子就安全了,还慌什么?”

  “主席,到里边去吧。”我催促道。

  毛泽东站在洞口不往里走,说:“给我点支烟吸,我还没吸烟呢。”

  敌机飞走后,我们跑回大院,发现落在毛泽东门前的3颗捆在一起的炸弹没有爆炸。毛泽东很想去看看,大家不允许。他争不过我们,只是从院子里走过时,远远望了一眼。

  我们都去现场看了。炸弹落在院子里成梅花形,四周围的都炸了,恰好中间那卡在一起落在房前的3颗炸弹没有爆炸。敌机投下的是几颗杀伤弹,屋里飞进了不少齿状弹片,桌椅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尘土块和砖瓦片。两个暖瓶全震倒打碎了,水流一地。床椅也有损坏。见此情景,我们都有些后怕。要是那3颗炸弹爆炸了,要是我们动作再慢一步,要是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陈毅、粟裕、李先念等首长再晚走几天,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聂荣臻司令员神色严厉地思考着,询问军区保卫部许部长:“飞机轰炸时,有没有敌特活动?”

  许部长说:“现在还没有发现敌特活动。不过,今天飞机来轰炸,肯定有坏蛋告密。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任弼时等中央首长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天,敌人肯定得到了情报才来轰炸的。”

  聂司令员说:“肯定是有坏蛋告密。你们要抓紧破案!”

  后来,我军解放保定,从敌档案查获,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果然是有坏蛋告密。毛泽东在城南庄召集中央工作会议,首长们来了许多。华北军区后勤部所属大丰烟厂的副经理孟宪德是一名国民党潜伏特务。他得知中央开会的消息,就急急忙忙来到军区司令部小伙房司务长刘从文家里。刘从文在毛泽东来城南庄之前刚被孟宪德拉入特务组织。他们密秘往饭菜里下毒,毒死中央首长和聂荣臻司令员。可是聂荣臻派了专门的可靠人员为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做饭,防范很严,特务分子无法接近。何况,凡送毛泽东吃的食品,总要先经我们卫士之后,他们根本无法实现毒死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的阴谋。无奈,他们商量之后便传送情报,让敌人派飞机来轰炸城南庄。情报送到了保定特务机关,又向蒋介石的保密局做了详细汇报。保定的特务机关转向北平的特务机关作了报告,于是,国民党军队派出了轰炸机轰炸城南庄。

  案情大白后,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召开了会审大会,枪毙了这两名罪大恶极的特务分子。

  敌机轰炸城南庄后,聂荣臻司令员安排毛泽东转移到花山村居住。这里山青水秀,环境清幽隐蔽。

  七、进驻西柏坡

  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离开花山村,乘车向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所在地西柏坡前进。这是他惜别陕北后长途行军生活的最后一天。汽车一直在太行山脚下奔驰着,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就到了目的地。

  西柏坡是一个小山村,滹沱河水从村前急促地流过。沿滹沱河西上,就是巍巍太行山脉;顺河东下是华北大平原。西柏坡地处河北平山县境内,距离石家庄近一百公里。这一带是老革命根据地。1947年3月,胡宗南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朱德和刘少奇就率领中央工委来到西柏坡。不久,董必武等也来到了这里。1948年4月下旬城南庄会议后,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也到了西柏坡,与朱德、刘少奇会合。如今,毛泽东又来到了这里。这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五位书记,在西柏坡会面了。

  我们没有到达西柏坡以前,周恩来已经把毛泽东住的地方安排好了,并亲自察看了毛泽东的住房和周围的环境。因此,当毛泽东乘汽车一进西柏坡村的大院,中央机关办公处副处长叶子龙就把毛泽东领到了住处。这个院里有两间北房,一间大约16平方米,是卧室,里面放着一张双人木板床,一个小沙发,一个茶几,一个小衣柜。相通的一间房子大一些,约20平方米,是毛泽东的办公室,里面放着一套沙发,还有圆桌、茶几和一张藤躺椅,墙上挂满了地图。另外,院里的两间西屋和两小间南屋,则是毛泽东的书房和江青以及李讷住的地方。前院还有水房和卫士值班的两个房间。

  在毛泽东住处的北面,是周恩来和任弼时的住处,南面是朱德和刘少奇住的地方,离这里都很近。

  住下以后,叶子龙说:“这一带有好几个村子,每个村子里都住着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这里的老百姓非常好,为了解决中央机关的住房问题,老百姓宁肯自己挤着住,也要把房腾出来。这一带老百姓的觉悟很高,如果有什么事情,只要我们一提出来,他们就坚决去办。他们知道,现在离全国解放的日子不远了,个个都非常高兴,都愿意为最后彻底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贡献力量。”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我们在陕北的时候,陕北的老百姓非常好。我们到了河北,河北的老百姓也非常好,越是这样,我们越要努力工作,争取解放战争早日胜利。等革命成功了,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

  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无论走到哪里,都惦着农村,惦着农民。来到西柏坡后,一天,我们随毛泽东到村外散步。毛泽东看到这里的麦子和水稻长势很好,非常高兴,对我们说:“这里的庄稼比阜平城南庄的庄稼长势更好,看起来这一带可能富裕些。”

  在滹沱河边,毛泽东看到河床很宽,流水很浅,河滩里到处是石头和沙土,便关心地问一个正在浇地的中年农民说:“河里的水这么少,浇地够不够用?”

  农民说:“够浇地用的。别看现在水少,到了雨季一发大水,河里的水就多了,鱼也多了。”

  毛泽东说:“这么说,你们这一带不错嘛,有大米吃,有鱼吃,再多种些青菜,就和我们南方差不多了。”

  接着,他又问道:“你们这里种稻子,每亩地能产几百斤?”

  “好年景不缺水,可以产到四五百斤,要是遇上天旱缺水,那就收不了这么多了,二三百斤也有,一二百斤也有。”农民说。

  “这地一年能种几季庄稼?”“只能种一季。割了稻子可以种麦子。第二年就不能再种稻子了。”

  “现在种稻子,割了稻子种麦子,在麦田里再插种秋庄稼,这不两年可收三季吗?”

  农民说:“我们就是这么一块好地,指望它吃饭呢。种其他庄稼没有肥料也长不好。这块地里种稻子,其他庄稼在坡地上种,雨水多了,收成也就好了。

  毛泽东告别了那个农民以后,他又对我们说:“北方种地不象我们南方那样:在南方,是很讲究精耕细作的。”

  毛泽东来到西柏坡不几天,工作人员就提出要组织一个舞会,想借这个机会,见一见首长们,和首长们在一起娱乐娱乐。这样,经办公处同意后,就确定要举办一次舞会。因为大家都觉得跳舞这种形式比较自由,气氛也显得热烈。过去在延安时,差不多每个星期六都组织舞会。舞会的时间定下来以后,有关人员就开始选择场地。经过比较,场地确定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的住房门前。这里原来是打谷场,比较宽敞。

  就举办舞会的事,警卫排长阎长林特地向毛泽东报告说:“我们来到了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已经会合了。为了对首长们表示欢迎,庆祝这个大团圆,今天晚上要组织一个舞会,大家都希望主席也参加。”我也在旁表示赞同,因为当时我刚学会跳舞不久,又正在和带毛泽东小女儿李讷的阿姨韩桂馨热恋。

  毛泽东当时正忙着看文件,他只说了一句:“好嘛,我也想看看机关的同志们。”

  这一天吃过午饭,同志们便开始忙了起来。有打扫卫生的,有抬桌子板凳的……很快就把舞场布置好了。

  吃过晚饭,中央机关各部门的同志,都陆陆续续地来到了舞场。大家又说又笑,舞场顿时热闹起来。夜幕降临了。舞场里的汽灯亮了,灯光照耀着一张张笑脸,机关业余乐队的同志们在轻轻地弹拨着琴弦。

  不久,朱德和夫人康克清,刘少奇和王光美,任弼时和夫人陈琮英先后来到舞场,大家都使劲地鼓掌,抢着跟他们握手,并把他们围了起来,问这问那。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来,几个心急的小青年催着让叶子龙去请毛泽东来跳舞。

  叶子龙说:“好吧,我先派我的小兵去请主席,她们请不来,我再去。”接着,他就对毛泽东的小女儿李讷和他的孩子燕燕、二娃说:“你们回去把毛主席拉出来,叫他到这里来玩一玩。你们就对他说,外边可热闹啦,大家都在跳舞,叫他出来休息休息,他要是不来,你们就拉着他,一定让他出来。”

  李讷她们很听指挥,扭头就往毛泽东的住处跑。叶子龙就在后边跟着。叶子龙还没走到毛泽东住处的门口,三个孩子已拉着毛泽东走了出来。我和卫士们也跟了出来。

  叶子龙迎上来对毛泽东说:“休息休息吧,机关的同志们都想看看你。”

  毛泽东说:“我有什么好看的呀。”

  叶子龙说:“撤离延安以后,到河东来的同志们说,有一年多没见过你了,都想见见你。今天来的人特别多,一些不会跳舞的也都来了。”

  毛泽东说:“那好吧,今天要听你们的指挥了。走吧,咱们走吧。”

  毛泽东已经答应走了,可孩子们还是拉着他不松手。大家见毛泽东来了,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都抢上前跟他握手并致问候。毛泽东坐下后,一大群青年人又把他围了起来,问这问那。

  不一会儿,周恩来和邓大姐也来到舞场上,气氛就更活跃了。周恩来坐下后,又是一群青年人把他围住了。和大家说一阵话以后,周恩来就对大家说:“今天晚上是舞会,不要把这个舞会变成分片座谈会。你们看,主席那里那么多人,少奇同志那里,朱总司令那里,任弼时同志那里,都有好些人。你们快请主席他们跳舞嘛。”

  经周恩来这一提醒,勇敢的女青年们,就一个个拉着首长,在音乐的伴奏下,欢快地跳起舞来。毛泽东是喜欢跳舞的。在延安的时候,他就经常跳舞,有时还和斯特朗在一起跳。

  这次伴奏的不是专门乐队,只是十几个机要处里的小青年。也没有多少乐器,有胡琴、锣鼓、口琴什么的,还有一个旧手风琴。但他们个个都很认真,也非常卖力气。舞场因为是沙土石子地,地面疙疙瘩瘩。尽管这样,首长和同志们也不在乎,在“嘣嚓嚓……嘣嚓嚓”的乐声中,跳得兴致很高。

  跳了几场之后,周恩来对大家说:“我提议把延安晚会的那个热闹劲,也带到西柏坡来,会唱歌的多唱几首歌嘛,有的同志表演的不错,也可以在这里表演一下嘛。”

  周恩来这么一说,晚会的的气氛就更加活跃了。接着,大家就鼓掌,欢迎一些同志出节目。李伯钊(杨尚昆夫人)、李培之(王若飞夫人)、陶大姐(伍云甫夫人)、帅孟奇大姐等都兴致勃勃给大家表演了节目。

  节目演完后,接着又跳起舞来。跳着跳着,天空刮起风来。毛泽东仍然跟机要处的一个女青年在跳着。还是在休息时,这个女青年就抢先和毛泽东说好了,下一场她要陪毛泽东跳。因为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

  风越刮越大,汽灯摇晃得很厉害。为了保证大家跳舞,负责组织晚会的警卫科指导员毛崇横就站在舞场中间,用手扶着灯,两只手轮换着一直扶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走过去对毛崇横说:“你是实心实意地为大家服务。”

  因为时间比较晚了,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便和大家告辞,回到各自的住处。接着,刘少奇和周恩来也说该回去工作了。临走之前,他俩还对大家说,很久没有跳舞了,希望大家多玩一会儿。

  舞会在继续进行。因为演奏的同志们太累了,后来就改用留声机伴奏,一直跳到11点钟才结束。

  从此以后,西柏坡中央机关的所在地,就经常在星期六晚上举办舞会。

  来到西柏坡不久的一天,毛泽东在院外散步,突然对身边的警卫排长阎长林说“阎排长,你给我写份警卫排的名单。”

  阎长林问:“现在就写?”

  “现在就写。”

  阎长林回到房间里,一会儿就把名单写了出来。不多不少,整整20个人。阎长林把名单交给毛泽东以后,他一边看名单,一边在上边划圈圈,一共圈了14个人。他们都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的老同志。

  毛泽东对阎长林说:“现在的形势发展得这么快,你们要抓紧时间学习。如果不抓紧时间学习,就会跟上不形势的发展,就会落后了。我圈的这14个人,要送他们去文化学校学习,等他们学回来以后,再把你们6个人送去学习。你们留下的也要边工作边学习。”

  说到这里,他又问阎长林:“你们有意见没有?”

  阎长林回答说:“没有意见。”

  在14个同志要离开毛泽东的前一天,为了欢送他们,毛泽东说要和警卫排的同志合影留念。听说要和毛泽东合影,大家都激动地站地毛泽东住的前院里,等着毛泽东的到来。

  毛泽东一出门,就高兴地说:“我跟你们照个像送行好吗?”

  “欢迎!”“欢迎!”“这太好了!”大家欢呼着鼓起掌来。

  照完像,大家跟着毛泽东来到他的办公室里。在办公室桌上放着几张毛泽东写的“人民日报”4个大字。这是为《人民日报》题的名。毛泽东对大家说,全国就要解放了,我们要办一张《人民日报》。说完,毛泽东还让大家帮他挑一张,看哪一张写得好。大家挑了一会儿,忽然有人说:“主席,你给我们也写几个字吧。我们快要离开你了,给我们留个纪念吧。”

  毛泽东立即回答说:“可以,去拿你们的学习本子来。”

  14个同志很快跑回住处,都把自己最漂亮的本子拿来了。毛泽东把本子打开,在每个本子上面都写了“现在努力学习,将来努力工作”这12个字,还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午饭时,毛泽东又和出去学习的同志在一起吃了一顿饭。毛泽东听说有人舍不得离开西柏坡,便一边吃饭,一边跟大家说,你们不愿意走,我也舍不得你们走。咱们在一起多年,你们对我的帮助很大,不管平时还是战时,不管走到哪里,我总是有房子住,能休息,能办公,有饭吃,有水喝。行军的路上,你们照顾我都非常辛苦,我也特别感谢你们。但是我也不能把你们都留在我身边,放一辈子哨呀。那样不是埋没人才了吗?不是把你们耽误了吗?你们现在才二十多岁,最大的也只有三十岁左右吧。今后的时间还长着呢,你们要好好学习,提高文化水平,一旦工作需要,组织上会交给你们重担子挑的,我对你们是很信任的。将来做什么工作,就看你们学习和锻炼的怎样了。路子是要靠你们自己去走的。我相信,你们将来都会成为党的好干部。

  第二天,学习的同志就乘坐汽车,高高兴兴地到刚刚成立的中央机关文化补习学校报到去了。

  7、8、9三个月是西柏坡的雨季。一天夜里,人们已经熟睡了,只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位首长的屋里还亮着灯。这时,忽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就在这个大雨滂沱的深夜里,五位书记住的大院后边山坡上的两个窑洞突然倒塌了。

  “快来救人呀!快来救人呀!窑洞塌了!”

  人们一听到喊声,就朝窑洞跑去,不一会,那里就聚集了许多人。大家都没有带工具,一见用手扒不动,就又跑回去拿工具。一会儿,修缮队的同志把工具都扛来了。有了工具,大家就投入了救人的紧张战斗。

  当时,谁也不知道窑洞里究竟压了几个人,有的说4个,有的说5个。不管是几个,一定得把这些同志赶快抢救出来。因为人多工具少,没有工具的也就只好用手扒泥土。

  大家正挖的时候,周恩来闻讯急步走了过来。他老远就问:“怎么样,人救出来没有?”

  有关同志对周恩来说:“挖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见到人。土层太厚了。”

  一听这样,周恩来把身上穿的雨衣脱下来往后一扔,要了一把铁锨就挖起土来。他一边挖一边高声地说:“同志们快挖吧,一定要把我们的同志们救出来!”

  经过大家的抢救,救出了三名干部和一名民工,理发员曹庆维因被泥土埋的时间太长抢救无效,不幸牺牲了。

  还在救人的时候,有人来向毛泽东报告抢救的情况,最后,毛泽东听说曹庆维被土压死了,沉默了好久才说:

  “小曹前几天还给我理发来嘛。多么可惜呀。告诉机关领导同志,一定要把曹庆维同志的后事处理好。我要去参加曹庆维同志的追悼会……”

  小曹生长在黄河边上,家里很穷。日本侵略军打来后,他离开父母,参加了八路军。以后,组织上把他送到延安,学会了理发,为中央首长服务。

  第二天下午,在西柏坡的大会堂里,召开了曹庆维同志的追悼会。因为毛泽东临时有要事不能参加追悼会,他便赶写了一幅挽联,由我交阎长林送到了追悼会上。毛泽东在那幅挽联上亲笔写着:“哀悼曹庆维同志”。追悼会上工作人员挑了一个最大的花圈,挂上了这幅挽联,放在了灵堂中央。

  之后,由王惠同志负责给毛泽东理发。王惠个儿不高,留着大胡子。

  八、小心“糖衣炮弹”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召开的,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会议开幕的那天,毛泽东作了一个重要报告。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毛泽东特别告诫全党,全国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主要危险。他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西柏坡的中央机关便开始做进城的准备工作了。

  有一天,毛泽东问我:“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的怎么样啊?”

  “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我满有把握的回答说。

  “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我的太阳穴。见我不解其意,便又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

  我象听到警钟一样肃然了。

  毛泽东十分重视李自成的教训,早在1944年,他就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学习文件,要全党引以为鉴。《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在1944年3月19日至22日的《新华日报》(重庆)上,是一篇史学论文。文中阐述的是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后,部分首领腐化、内部发生宗派斗争,最后导致彻底失败的过程。现在全国胜利在即,中央机关要进城了,而且恰恰也是进北京,所以毛泽东又想起了李自成的历史教训。

  1949年3月23日凌晨3点,毛泽东才上床睡觉。“9点以前叫我起床。”临睡前,毛泽东吩咐道。可是,周恩来怕毛泽东休息不好,去北平的路上太疲劳,直到10点钟才让我叫醒毛泽东。

  “让你们9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呢?”毛泽醒来后有点不高兴了。当得知是周恩来的吩咐时,他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要出发了,汽车马达已经轰鸣。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来到汽车旁。“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毛泽东几句诙谐的话,把几个领导人都说笑了。

  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信心十足地上了汽车。

  这是一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走在最前面的是带路的小吉普,第二辆是毛泽乘坐的中吉普。沿途都是土路,尘土很大。我们不得不让毛泽东戴上了眼镜、口罩,还披上了大衣。车子进入华北大平原,大家的情绪活跃起来,毛泽东的话也多了起来。

  “现在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所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毛泽东问我们。

  “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啊!”

  “去年3月份呢?”

  “去年3月22号,由陕西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

  “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毛泽东说,“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中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最后一句,毛泽东说得特别认真,认真到带有几分稚气的程度,逗得全车人都笑了。

  汽车经唐县淑阎村,住一夜,第二天到保定。听过河北省委书记林铁的汇报后,驱车到涿州住下。3月25日凌晨2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行,从涿州换乘火车,驶向北平。

  看到北平的城墙,前来迎接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感叹地说,过去在军调部工作时,到过北平。这一次比大家先到北平,感到和以前到北平可大不一样呵:心情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所担负的工作也不一样。

  叶剑英的话勾起毛泽东的回忆和感慨:“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

  往事历历在目。那是1918年8月,毛泽东陪同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从长沙来到北京。毛泽东在北京唯一可靠的熟人便是杨昌济先生。他以前是湖南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员,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身无分文的毛泽东请他帮助找工作,他就把毛泽东介绍给李大钊。李大钊当时也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兼任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给了毛泽东一份工作,做图书馆的助理员。这是一种临时性安插,月薪八块大洋(银元),已是不低了,生活费用有了保障。当时的北京大学就在现在中国美术馆西边的沙滩。毛泽东的工作室紧挨着李大钊的办公室。毛泽东在这里居留了五、六个月。在这里,他爱上了杨昌济老师的女儿、19岁的杨开慧。更重要的收获是开阔了眼界,从李大钊等先进分子那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为他一生的革命征程奠定了方向。

  火车停在清华园站。我们随毛泽东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听说颐和园里本来住了一些和尚和工作人员。我们跟随毛泽东来到颐和园时,里面已经空空不见人影。人全被社会部李克农部长派人清理出去了。他这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因为北平刚解放,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很多,破坏暗杀活动猖狂,不能不严加防范。可是,人全赶走了,毛泽东来到之后,要水没水,找饭没饭。下午还要去西苑机场举行入城式呢。

  毛泽东不高兴地说:“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吃去了?”

  社会部的同志忙解释,赶走人是为了安全。

  毛泽东大声说:“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毛泽东讲的是真理。社会部的同志们还得到人民群众中去才能解决问题,跑到颐和园外面的饭馆买来米饭和三菜一汤。毛泽东抓起筷子对我说:“入城式你不要跟着去了,你去香山打前站,帮我安排吃住。不要再学他们那样干蠢事。”

  九、香山双清别墅

  入城式结束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香山,住进双清别墅。双清别墅地处香山西南的山坡上,据说当年孙中山住过这里。院子比较大,院内有一排座北朝南的平房,房子高大漂亮,会客厅能坐二十多人。院子里还有个泉水池,水池北边有一个六角形凉亭。池子南边,靠近山脚的地方,有个防空洞。这是在毛泽东到来之前,华北军区工兵部队特地来挖的。他们还在两个洞口分别刻上:“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都住在双清别墅北面的一个大院里。那个院子里房子多,所以住得也比较集中。两院之间只有二三百米远距离,有一条石头铺的路相连,各种车辆都可以通行。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集中精力抓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打过长江,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当时,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已经到了北平。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谈判八项条件。国民党内主张和谈的人认为,可以承认这八条为谈判基础,但仍然讨价还价。幕后的蒋介石则加紧扩军,准备作战。那段时间,毛泽东常常带着深沉的思考散步。他常常将他与首长们谈论的话题以及与民主人士讨论的问题拿出来问我。

  一次,我跟在他身后散步。他忽然立住脚,回身望着我问:“你敢相信蒋介石吗?

  “不相信!”我立刻回答。

  “这就对了。”毛泽东点头,“这个人尽耍手腕,从来说话不算数!”

  毛泽东喜欢看京剧,不同时期喜欢点不同的戏看。那段时间,他喜欢看《霸王别姬》。看到西楚霸王项羽同他的虞姬生离死别一幕,毛泽东睫毛颤抖着,眼里湿漉漉的。回来路上,他对我说:“不要学西楚霸王。我不要学,你也不要学,大家都不要学!”

  他号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看看《霸王别姬》。

  还有一次,毛泽东睡不安稳,起来散步,眉头紧锁。我小心翼翼随在身后。走了很久,他用沉重的声音问我说:“有人劝我们不要打过长江去,你说要不要打过长江去?”

  “要!到手的胜利哪能不要,对国民党蒋介石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毛泽东以手抚我后背,点头说:“还是我们的战士聪明哟!”

  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了中共的和平协定。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4月22日下午,我服侍毛泽东起床。我军已经顺利渡江,毛泽东很高兴,边朝衣袖里伸胳膊边说:“蒋介石想拖延时间,重整军队,卷土重来。他以为我们还是好欺骗的呢,你可不知道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调动军队,修船造船呢。他在那边修防线,我们在这边架大炮,谁也没闲着。结果呢,他只落得个拖延时间,破坏和平协定的恶名,什么便宜也没沾上。我们利用夜色,利用炮火掩护,一下子就过去三十万军队。他们的军队垮台了,我们的军队就要打到南京去了!”

  捷报频传,毛泽东也睡得安稳。4月23日下午,毛泽东起床后,来到凉亭里看报纸,是《人民日报》关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号外”。摄影师徐肖冰、候波夫妇给毛泽东拍了一张照。毛泽东站起身,看到我们几名工作人员便走出凉亭说:“解放南京了,不要我一个人高兴,大家都该高兴嘛。来,照相也要一起照。”

  为纪念南京解放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毛泽东于4月写出了那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毛泽东抓的第二件大事,就是约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约会无党派知名人士,讨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进城看望过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和陈叔通等。以后,毛泽东又在双清别墅接待过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先生。

  毛泽东对党内的同志是不拘礼节的,但是对这些民主人士却十分亲切有礼,每次都是走出屋门在院子里等候,汽车一到便亲自走到汽车跟前,搀扶这些先生们下车、上台阶。当时,这些民主革命的老前辈们见到毛泽东,都习惯做一个动作,竖起大拇指,轻轻晃动着夸耀毛泽东。毛泽东对这些夸耀的话总是表现出不安和谦虚。他曾对李济深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就不好相处了。”有一位知名人士是毛泽东的同乡,散步时追着毛泽东竖大拇指,侧仰着脸望着毛泽东说:“毛主席呀,你真伟大哪,真伟大!”毛泽东皱起眉头指了一下手:“不要这个样子。我们是私交,这个样子不好么。”

  毛泽东接见张澜之前,吩咐我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我在毛泽东的“存货”里翻了又翻,选了又选,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这就是毛泽东进京时的全部家当——没有一件像样的新衣服。因为他说过进京赶考的话,我便诉苦说:“主席,咋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我说:“现在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找人借一件穿?”

  “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这样,毛泽东只好穿了补丁衣服见张澜。此后又穿这件衣服见了许多民主人士。看到客人们穿得都很好,唯独毛泽东是旧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共产党打了天下,共产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都没有。不过,我相信毛泽东的话,“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在筹建中央人民政府的过程中,有一件事要特别提到的,就是毛泽东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家大事。

  1949年4月,邓颖超受党中央的委托,携带毛泽东的亲笔信,和廖梦醒一道,专程赶到上海,邀请宋庆龄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在信中满怀激情地告诉宋庆龄:“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同商同筹。”并诚挚恳切地说:“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程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宋庆龄的敬佩、信任和期待。这封信给宋庆龄带来莫大的喜悦和鼓舞。她不顾身体不适,欣然同意北上,到北平来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8月28日,当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抵达北平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党中央领导人早已在前门车站站台上迎候她。当晚,毛泽东设宴为宋庆龄洗尘,热烈欢迎她前来共商国家大事。毛泽东的信任和热忱,使宋庆龄深为感动。

  毛泽东是很尊敬宋庆龄的,以后他到上海视察时,曾亲自到宋庆龄家里探望她。宋庆龄也非常关心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健康,每次从上海来到北京都要亲自问候,并送些礼品。毛泽东有躺靠在床栏办公的习惯。宋庆龄送给毛泽东一个长枕头,很大,花布条,没套子,很软和,象是鸭绒的。由宋庆龄的卫士长隋学芳交给我。毛泽东习惯了荞麦皮枕头,享受不了鸭绒枕头,摆了一段时间便收入储藏室了。

  宋庆龄每年都要给毛泽东寄贺年片。1956年元旦,毛泽东收到了宋庆龄寄来的贺年片,十分高兴,提笔给宋庆龄写了一封既生动有趣又热情洋溢的信。在信中,毛泽东亲切地称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对她送来贺年片深表感谢。接着,毛泽东以幽默的口吻,关心而风趣地写道:“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短短数语,表达了毛泽东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对战友的诚挚情意。


责任编辑: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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