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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五、六十年代西藏公安战线的英烈模范事迹

2013年02月25日 14:05    来源:中国警察网   作者:戴宜生   

   【作者简介】戴宜生,男,1928年10月15日出生于四川省江北县。194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重庆大学、重庆市军管会、重庆市公安局工作。1951年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西藏,在拉萨市公安局、西藏工委社会部、西藏自治区公安厅任股长、科长、副处长,最高人民检察院西藏分院检察员。1980年5月调公安部工作,任一局情报所副所长,办公厅政研室副主任,外事局副局长,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所长。1990年离休。

  1950年初,我从重庆市军管会秘书处调到市公安局治安处外侨科工作,从而开始了公安工作生涯。1951年初,西南公安部调我随进藏部队赴拉萨开展西藏公安工作,迄后在西藏公安战线上持续服务了28年,直到1978年调到公安部一局工作为止。西藏的日子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回想起来,虽说我们已无悔地将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边疆,但实际上,西藏赐予我的比我能做出的奉献要多得多。雪域高原,风雷激荡,西藏农奴自身解放的伟大斗争对铸造我的世界观、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西藏公安战线上众多的英烈模范事迹常回萦于我心中,激励着我努力工作。多年来,我一直想写写他们,但苦于资料不完整,只能将回忆起的片断综合整理。更多独家请关注:公安部老干部回忆揭秘往事

  (一)

  首先要叙述的是与我在一起战斗、工作过一段时间的李凯同志。我现在还保存着一张发黄的《西藏日报》,这是1958年4月26日的报纸,大标题是《为人民利益勇敢牺牲虽死犹荣》,小标题是《拉萨各界,各机关代表集会追悼李凯同志》。报上说:李凯同志是安徽省毫县人,1930年生,家庭农民,本人学生出身;1948年参加革命,1949年加入共青团,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十八军军营学校,十八军保卫部和中共西藏工委社会部等单位工作,历任学员、干事、组长、股长、副科长等职……于(1958年)4月19日晚在拉萨市为缉捕持枪抢劫匪徒时英勇牺牲……。

  这张报纸展开了我回忆的画面。1951年4月,我正在重庆市公安局外侨科工作,突然接到组织上的调令,调我和爱人去西藏公安部门工作。原来,西南公安部鉴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在即,应进藏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的要求,决定抽调一批公安干警支援西藏。最先组成的是由当时重庆市公安局治安处杨正凡处长率领的一队进藏干部,准备作为进藏后拉萨市公安局的底子。因为我在外侨科工作,而拉萨有不少外国机构和侨民,因此调我进藏从事外管、帝侦工作。我爱人则是由治安处秘书科调进西藏的,准备从事公安文秘工作。

  5月下旬,我们从重庆启程奔赴昌都。那时,从成都到甘孜有汽车,但路况很不好,还要翻越二郎山和折多山。从甘孜再走时,就需要徒步翻越5300公尺的雀儿山和5000公尺左右的矮拉、达马拉、甲皮拉等高山,还要渡过金沙江、澜沧江两条湍急的河流。紧急受命的我们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一步行旅程。到了昌都后,进藏部队决定组成一支先遣支队,由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率一批工作人员尽快赶到拉萨,以防帝国主义和西藏反动上层对和平解放西藏协议实施的阻挠与破坏。当时西藏政治风云变化难卜,达赖喇嘛已逃到亚东,那里距印度只有半天的路程,中央代表张经武已乘飞机赴印赶往亚东敦促达赖返回拉萨。因此,先遣支队进藏任务紧急。在先遣支队政治部下面有一个排的建制,对内称拉萨市公安局,我被编入这个队伍,也就在这里我认识了从十八军保卫部调来的李凯同志。李凯进藏的时间比我早,他的泼辣热情、吃苦耐劳、积极肯干的作风给我很深的印象。

 1951年7月25日,先遣支队从昌都出发赶赴拉萨,西藏地方政府派到北京谈判的首席代表阿沛•阿旺晋美返程也与先遣支队同行,以便争取达赖上层集团。为了争取时间,我们选了一条最短也是最险的路:横切横断山脉,跨过6300米的单达雪山和其他五、六座雪山,跨越怒江大峡谷和贫瘠荒凉的穷八站。这条路历史上就被视为险途,古人称谓“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难万状,不可名态”,“世上无论何人,到此未有不胆战股栗者”(《西藏始末纪》)。我和李凯置身于先遣支队中急行军,日行百里,已是疲惫不堪,而到宿营地后,还要自支帐篷,采集柴薪,埋锅造饭,喂放马匹,布出警戒后方得休息,而稍寐又要黎明即起,升炊备行。兼之当时又正值雨季,所谓“正、二、三(月)雪封山,四、五、六(月)淋得哭”的季节。高原上忽而晴空万里,忽而狂风冰雹,每天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反复四五次,有时夜间暴雨,山洪暴发,连帐篷带铺垫席卷而去。在这种艰苦的行军中,李凯以他乐观的精神感染着大家,他最喜欢开玩笑。

     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是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不知道背着背包行军是“一里轻,二里重,三里四里走不动。”经过他这样说,我真的感到背包愈背愈重。到了休息时间,打开背包一看,全是他塞的大石头,引得全排哈哈大笑。他又给我说:“你知道吗?先遣支队有三大不洗脸者:一个是炊事员,一个是饲养员,还有一个就是戴宜生。前两个是因工作忙顾不上洗脸,而你是懒”。他这样一说,逗得大家哈哈直乐,使得行军队伍忘记了疲倦。

   迎着一抹雪山残霞,疾风骡铃,大家打起精神,再去攀登今天行程中的最后一座高山。我们从嘉玉桥跨过怒江之后,经洛隆,硕督等宗(县),到了丹达山的东麓,至此已到达解放军在昌都战役后突进的最前线,再翻过高耸的丹达雪山,就没有解放军的补给运输线和兵站了,那些地区也正是西藏封建农奴制度原封未动和西藏地方政府完全实施统治权的地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还暗中下了命令,对进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不得支应粮草,企图饿、困走解放军。此去拉萨千里之遥,就完全靠先遣支队自带的给养了。中央那时一方面下令加速康藏公路修建的进程,另一方面已与印度政府谈判由我国内地运大米,经印度过境,从亚东运入西藏,支援进藏部队(但远水难救近火,此事的实现已是52年以后的事了。在此以前,进藏的部队、机关,按中央指示的“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已投入了大生产,1954年前后,社会部和其他单位一样已能就地生产全部副食和1/3的主食)。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王其梅考虑到今后很可能要遭受武装匪徒的袭扰,逐严令部队要节约粮食,尽量吃稀的,即使食用西南军区后勤部为进藏部队准备的罐装干粮(“代食粉”和“蛋黄腊”,实际上是由玉米加一些花生粉和少量蛋制品而成),也需严格控制。同时,遇有村落和商贩骡帮时,可由组织出面适当采购一些生活必需品。为了不违反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支队严令禁止干部、战士私自向藏民购物。支队还规定:不准私自进入喇嘛寺;不准住民房、寺庙。因此我们一路行军都是住的自带帐篷,只有一次我在怒江大峡谷掉队,与同行的藏族干部同睡在一个民房外的马槽里,真可谓一路风餐露宿。行军途中凡是购物需由部队指定一人专门与藏民、藏商打交道。李凯同志就这样被挑选出来,选中他的原因,我想是因为他来藏时间较长,比较熟悉情况又懂一些生活藏话,而且能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又是干公安、保卫工作的,正好借此了解政、社民情。所以,每到宿营地我们均已疲惫不堪,他却还要跑到远远的村落里去进行群众工作、采购工作。

  我记得那时他足登一双礼拜鞋(即球鞋,因西藏山路崎岖,兼之承包军供的资本家捣鬼,军供的球鞋穿一周就破,进藏部队戏称为“礼拜鞋”),走起来健步如飞,沿途他不但顺利地完成了采购任务,而且还能严格执行宗教、民族政策纪律,我们队伍有人私自托他到村里卖食品,均遭他严词拒绝。我也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记得到了工布江达县,我听说“宗、溪”(县区所在的村、镇)里有商人出售印度来的商品,我托他买一盒罐装的“八角盒糖”,遭到他的拒绝,我因此事后来还在小组会上作了检讨。他安慰我说:“我也有书面检讨装在档案里,过了许多年,人事干部看档案时都会不理解,为什么花钱买双筷子也要作检讨,这正是我们进军西藏的光荣历史”。更多独家请关注:公安部老干部回忆揭秘往事


责任编辑: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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