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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公安大学

2013年01月05日 08:57    来源:中国警察网   作者:石磊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原党委书记石磊,1937年5月参加了太原国民师范军政训练班,这是山西牺盟会为我党培养干部的一个训练班。此后,他在晋绥边区从事抗日活动,他曾将100多人的地方武装扩为一个野战军的正规团,被中共晋绥分局表扬为“活的马克思主义”,后该团涌现出大批的特等英雄和劳动英雄。1948年3月,他奉调中央党校学习,年底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二室工作。1949年8月公安部成立后,他调到中央公安干部学校工作,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公安政法教育生涯。从1953年到1962年间,中央公安干部学校先后改为中央公安干部学院、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他任政治处、教研室主任,副校长等职务,为新中国公安事业培养输送了大批急需的干部,这批同志不少人后来成为政法战线的领导者。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直属的高等院校。她创建于1948年7月,历经华北保卫干部训练班、华北公安干部学校、中央公安干部学校、中央人民公安学院、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等历史时期,至今已经走过了51年的历程。公安大学是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关怀下,由罗瑞卿、彭真、刘复之同志亲自主持下创建发展起来的。更多独家请关注:公安部老干部回忆揭秘往事

  (一)

  我党从创建时期,就十分重视保卫工作。对新参加保卫工作的人员,大都经过一定的训练才分配到工作岗位上。战争年代是办训练班,中央社会部先后共办了10期,我是第10期的学员。公安大学的前身就是1948年7月6日在河北解放区建屏县(今平山县)西冶村、东冶村开办的华北保卫干部训练班,第一期由华北局社会部杨奇清副部长兼任班主任。同年10月中旬,第二期训练班迁往井陉县威州镇西岸,由华北局社会部办公室主任刘复之兼训练班主任。1949年1月,经中共中央华北局批准,扩建为杨奇清同志兼校长的华北公安干部学校。

  1950年1月1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华北公安干部学校改名为中央公安干部学校,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兼校长。同年5月,政务院任命周仲英同志为副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培养对象经中央和总政批准,先后从华北革命大学、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应届高中毕业生和华北、华东两军区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的大、中学生以及唐山、太原、上海新参加工作的工人中招收;选调党、团员和进步分子。训练的方针是,以政治理论教育为主,教授一定的公安业务知识,引导学员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和终身为人民公安事业献身的思想。中央公安干部学校先后办了4期,共培训了2500多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安部、京、津等市初建时期对干部的需要。他们以后绝大部分成为公安部门的业务骨干,有相当一批同志成为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公安部原副部长惠平是华北训练班的学员,前任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安全部副部长王富中是抗美援朝中参军,被选调到中央公安干部学校的第四期学生。

  为适应保卫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需要,1953年1月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将中央公安干部学校扩建为正规的中央人民公安学院,罗瑞卿同志兼院长。有初级班(青年学生)、西藏班和文化班(老干部)等,学制二年到三年。

  鉴于所调学员绝大多数是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有革命斗争的经验,但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知识。据此,实行“以业务教育为主,结合一定的政治理论基础教育”的方针,首先学政治理论课,主要是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然后,学习各种公安业务知识。

  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办了5期,1958年停办一年,共培训6400多人。其中不少同志先后成为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他们在肃清反革命斗争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维护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加强公安业务建设和公安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初级班、专业班和民族班也有一批同志成为公安系统的高级干部,公安部原副部长蒋先进就是人防班的学员。现任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主任、第11届至15届中共中央委员热地同志,还有西藏政法部门不少领导同志,都是西藏班的学生。他们为维护西藏的安定、保卫西藏各方面的建设都做出了贡献。

  1959年3月,中央批准中央政法小组的报告,决定中央人民公安学院和彭真同志任校长创办发展起来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合并,校名沿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学校的重大方针和原则问题,由中央政法小组决定,日常工作仍由公安部党组领导,学校规模1800-2000人,学制一年,分上、下两个学期,把公安学院的11个系改成6个教学部和一个研究班,一部公安、二部劳改、三部法院、四部检察、五部军队(保、检、法)、六部西藏班、新疆班、外交班。

  政治理论课,按中级党校标准,设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合并前,两校各训练过5期,1959年10月开办的是第六期。公安部党组指示,改变原来的教学计划,首先学习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庐山会议)文件,开展“反右”倾斗争,错误地帮助、批判了教员、干部32人,学员199人。

  1961年1月第六期毕业后,因国家遇到暂时困难,为减轻首都物资供应,中央通知各部、委办的干部学校一律停办。学校除西藏班、外交班继续上课外,一律停办。这年根据中央指示,对“反右倾”错误批判的32名教员、干部,经过甄别,一律平反。我(当时任党委副书记)代表党委在全校大会上,当众赔礼道歉。对错误帮助、批判的学员,由公安部政治部通知本人和所在单位一律平反,把材料从本人档案中抽出销毁。接着进行大精减。直到1963年7月,随着国民经济逐渐好转,经中央批准才重新开办。为加快轮训速度,学期改为5个月,一年办两期。

  1964年,公安部党组根据中央“四清”的指示,在公安系统把“四清”具体化为“三清五查””:三清即清公款公物、清赃款赃物、清看守所财物;五查即查阶级立场、查政策纪律、查特权思想、查骄傲自满、查革命意志。并决定缩短为3个月。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说:“调学员来就是搞三清五查”,并亲自作动员报告。他当面对我和赵国威校长说:“不能和平四清”。我们鉴于第六期“反右倾”斗争的教训,没有搞运动,而采取延安整风的方法。以学习提高认识为主,在掌握文件精神、激发阶级觉悟的基础上,以半个月的时间,按照“三清五查”的要求,以忠诚老实的态度、实事求是进行检查。这样,3个月学习,大家还是有收获的,特别是“两论”学习,对提高干部的理论、思想、政策水平,改进纪律作风,起到积极的作用,而这种做法,在“文革”中则成了我在“三反”中的罪行:一是“抗拒中共四清决定”,二是“抗拒谢副总理指示,搞和平四清”。

  从两校合并到“文革”开始,4年多的时间,训练了14000多人,完成了1488个县的公安局长、教导员的培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康生、曹轶欧、谢富治直接插手干校的“文化大革命”,来势很猛,普通班第14期只学了一个月哲学,不得不提前结束。校党委、正副校长被夺权,学校实行军管。老红军赵国威校长,长期挨批斗,3个副校长被关进秦城监狱,100名教学骨干被赶(调)到校外,200多名教职工下放到湖北沙洋劳教农场办的“五•七”干校劳动,学员宿舍全部被外单位占用,东边成为北京卫戍区关押李井泉、罗瑞卿、郑天翔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监狱。图书、资料、教材、教学设备等受到严重破坏。十年“文革”,学校损失惨重,整整11年学校停办,校园荒芜,杂草丛生,一片荒凉。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10月公安部党组决定,成立中共政法干部学校临时党委,公安部原政治部主任尹肇之任书记。在“揭批查”、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由我负责筹备复校,又遇到新“三无”;无学员宿舍,无教员,无教材。费尽千辛万苦,到1978年3月才办起一个163人的师资班,没干部我兼总支书记。下半年才恢复了普通班,也只能收500人。更多独家请关注:公安部老干部回忆揭秘往事



责任编辑: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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