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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夺“纪念周恩来总理”的权利

2012年11月01日 15:37    来源:中国警察网   作者:汪文风   

  周恩来总理,是中国人民心中一座永垂不朽的丰碑,人民总理人民爱,人民总理爱人民。但是,1976年1月8日当敬爱的周总理不幸去世后,万恶的“四人帮”却不许人民悼念,由此而暴发了著名的“天安门广场事件”。此后,出现了一个署名“童怀周”编写的《天安门革命诗抄》,被“四人帮”紧急追查。作为当年“童怀周”小组的一员,我在此将“童怀周”的事情向大家作一介绍。

  一、万众挥泪送总理

  1976年1月8日,中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群山肃立,江河挥泪,辽阔的祖国大地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失去了伟大的战士,中国人民失去了敬爱的好总理。

  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前,亲身体会到了周总理所一贯主张的搞好生产建设,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反映着他们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周总理号召搞好四个现代化的思想,渗透到群众的心里了。周总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坚持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及在个人思想品质上、道德风貌上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长期以来就为人民群众所赞颂,所景仰。1967年,“中央文革”那一伙人煽动要打倒周总理,诬陷周总理,并没有起到有利于他们的作用。相反地,他们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管当时是坚决抵制、坚决反击的人们,还是曾经上当受过骗的人们,都觉醒了。周总理的逝世,广大群众悲痛不已,强烈要求扩大瞻仰仪容、扩大吊唁活动的规模。

  盘据在中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一面大骂沉痛吊唁周总理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是“哭丧妇”,是“四旧”,是“孝子贤孙”,一面也预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疯狂叫嚣要警惕人民群众“用死人压活人”。江青被迫到周总理灵前,向周总理的遗体三鞠躬,但她向总理遗体行礼时竞连帽子也不摘。她搞的这个小动作,当即被收看电视的广大群众识破了,群众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把帽子摘掉!”“把帽子摘掉!”“四人帮”不许人们自发地戴白花,戴黑纱,不许所谓“私设灵堂”,要把对周总理的吊唁活动缩小到他们能够容忍的规模上。但是,人们偏要戴白花,偏要戴黑纱,神州大地白花点点,举国上下黑纱片片,有人的地方就有灵堂,山河大地一片吊唁。他们说对了,人民群众就是要用逝者之圣,压倒他们几个生者之魔!

  当按规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周总理的同时,一个更大规模的吊唁活动,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展开了。许多人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出来,又加入了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山人海的吊唁活动中。

  在周恩来总理灵柩送往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火化的当天,人们早在午夜,就自发地顶着凛冽的寒风,扶老携幼,怀抱小儿,从人民大会堂至八宝山,大街两边由几十万人组成了厚厚实实的人墙。人们翘首以待,为自己的好总理送行。“沉痛吊唁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这就是亿万人民的呼声。当灵车队出现后,几十万人悲痛欲绝。泪水啊,不要模糊我们的双眼;灵车啊,莫要隔断我们的视线。敬爱的周总理啊!我们多想再看您一眼!周总理啊,您在天安门前停一停吧!在这里,您和我们一起欢度过多少个胜利的节日,此时此刻,您爽朗的笑声还回响在我们耳边,您炯炯的目光还在亲切地看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多么需要您!灵车队,万众心相随。哭别总理心欲碎,八亿神州泪纷飞。红旗低垂,新华门前洒满泪。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啊,您今夜几时归?敬爱的周总理啊,您怎么走得这样急?有多少问题等着您去解决,有多少事情等着您去处理。总理啊,您怎么走得这样急!长夜无言,天地同悲,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

   二、拉开与“四人帮”斗争的序幕

  全国人民含泪送走了敬爱的周总理,同时,也拉开了与万恶的“四人帮”斗争的序幕。

  1976年春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两个毕业生——邮电部的吴江、军委总参谋部测绘局的乔文祥,各自带着孩子到我家串门。我当时在第二外国语学院任汉语教研室主任,住在二外院内。这两个青年和他们所团结的几十个青年,是一批出奇的青年:早在1967年7、8月份,他们就贴出大字报,认为二外的全体干部经过审查,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同志,要求不论参加了那一派的,都要全部予以解放,按照“文革”前的职务安排工作,在学习中“有私批私”、“有修斗修”,用提高思想觉悟的办法解决问题。我与他们原来并不认识,是在二外发生乱批乱斗的情况下相识的。每当我遭到围斗的时候,他们就主动地站出来保护我,以此建立了友谊。这次,他们带来了决定要在清明节与“四人帮”进行大搏斗的信息。他们不是干部子弟,更不是高干子弟,而是地地道道贫农的儿子。由此可见,林彪、“四人帮”搞的那一套东西,是不得人心的。接着,我们又商量如何动员二外毕业现在京工作的学生都来参加与“四人帮”的大搏斗。

  十年动乱之前,我是第二外国语学院政治部办公室的负责人,主要是做内部工作,极少出头露面。“文化大革命”一来,有人说学院党委跟“黑帮”有关系,而我们了解的又与当时已揭出的所谓“黑帮”没有关系,党委一班人一讨论,决定“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要发动群众“保卫院党委”。我们就遵照决定,到学生、教师当中去游说。可谁知风云骤变,北京大学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的问题,南京大学出了匡亚明事件,造反派就拿来跟二外的情况对照,二外的党委就被批成了“黑帮党委”,政治部、教务部、后勤部被打成“反革命司令部”,教员、学生中的教研组长、班长被打成“国民党的保甲长”。几个通霄达旦的大会开下来,我由“保皇派”、“保皇狗”、“保皇党总书记”,连连升级。一清理阶级队伍,又发现我曾在国民党统治下坐过牢,坐过牢而又搞“反动路线”,不是“叛徒”也是“特务”。只有“叛徒”才能出狱,当了“特务”是“顺理成章”、“合乎逻缉”的。驻二院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曾派了三批人到重庆调查我的历史,但都不了了之。这一下,我倒反而成了这个小天地的一个“名人”。此次吴江、乔文祥同志到二外找我来,也就是想利用我的“名声”,在与“四人帮”大搏斗中起点作用。

  我把清明节要与“四人帮”大搏斗的消息,告诉了汉语教研室对“四人帮”不满的同志,并叮嘱暂时不要露声色,等到运动起来以后,就发展趋势制造舆论,制造声势。


责任编辑: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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