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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徐子荣当秘书

2012年10月19日 11:07    来源:中国警察网   作者:邢俊生   

 
徐子荣资料图

 [作者简历] 邢俊生,男,1931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原平县。194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政府通讯员、区邮政局局长,1947年奉调南下,在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学习,参加土改工作。1948年参军,任华北军区补给兵团司令部参谋。公安部人事局科员、机要秘书,公安部常务副部长秘书,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宁夏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市宣武区工商局副主任,文化部干部司处长,对外文委干部司负责人、保卫司副司长。1991年离休。

   
核心提示:作者在回忆与徐子荣副部长相处的点滴时,还揭秘了当年中央领导人的安保工作。在这里,你会解开一些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疑团:信阳事件、庐山会议、文革爆炸案件和高岗之死……

  1952年8月,组织上安排我给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同志当秘书,从那时起直到1964年8月我调任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为止,我与徐子荣同志朝夕相处了12年。徐子荣同志是罗瑞卿部长的亲密助手,对党中央、毛主席,对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徐副部长身边工作

  1952年在全国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发现中南公安部某领导出了问题,中央决定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前去处理,并担任中南公安部部长,领导指挥中南地区的公安保卫工作。杨奇清同志的调离,削弱了中央公安部的领导力量。为使领导工作不受影响,中央任命徐子荣同志为公安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不再兼任办公厅主任和人事局局长。刘复之同志由办公厅副主任升任主任,阎定础同志由人事局副局长升任局长。中央还任命陈龙同志为公安部副部长,从济南调凌云同志任政治保卫局局长。徐子荣、陈龙两位副部长辅佐罗瑞卿部长的工作。

  就在这个时期,即1952年8月,我从人事局调到办公厅给徐子荣副部长当秘书。当时,我只是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安排。至于这个工作的份量,自己年轻幼稚,粗通文化,能否胜任,全然没有考虑。只有一个想法,叫干啥就干啥,反正都得从头学起,上有大秘书李启彦,跟着他学着做就是。后来我想,当时公安部男女青年知识分子已很多,哪一位都比我强。组织上之所以选中了我,是因为做机要秘书的首选条件是政治可靠。我家祖辈受穷,社会关系单纯。兄长早于我参加了八路军,1947年在保卫延安的战斗中牺牲了。我于1944年7月13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了抗日工作。这可能是组织上选中我的主要原因。

  工作不久,我逐渐了解到当时全国公安工作情况大体是:群众性的镇反运动基本结束,正在贯彻第三次公安会议精神:清理监狱和处理积案,抓紧定案宣判,坚持少捕少杀的“两少”政策。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实行群众管制,就地劳动监督改造;可杀可不杀的不杀,罪行该杀的缓期两年执行,以观后效。只杀哪些血债累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少数罪大恶极者。将一般性的罪犯尽快投入劳动改造,把他们改造成新人;深挖暗藏的潜伏特务,开展反空战、反偷渡、反派间谍特务的隐蔽斗争,对镇反不彻底的结合部、水上和那些三不管的地方,进行镇反“补课”,务必取得全胜;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禁毒、肃毒的群众运动。

  两位副部长的分工是:陈龙副部长分管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保卫工作,主要抓隐蔽的对敌斗争。徐子荣副部长分管办公厅、人事局、治安行政局、劳改局、警卫局、预审处、新生公学、直属二处及政保队、公安干校及中央交办的大案。常务副部长,人称“不管部长”,别的部领导不管的他都管。

  短暂的时间,我深切体会到这里与人事局单纯的业务、收发电报的工作大大不同。这里业务繁多,每天要收的电报文件上百份,都需件件仔细阅读,分轻重缓急,送徐子荣副部长批阅。部长工作忙,会议多,每天下班都很晚,我常常为此耽误吃饭。

  当时,徐子荣副部长主要抓的工作是:

  1、全国正在开展的禁毒肃毒工作。腐败的旧政权,给新中国遗留下来的一大毒瘤,就是遍布城乡的大烟馆,公开营业,烟民有千万;内地有公开种植罌粟,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种植的更多,许多黑社会组织承接帝国主义的衣钵,为牟取暴利,不惜毒害同胞,大批大批地从国外贩运倒卖鸦片为业。

  建成不久的各地公安机关,在镇反运动、取缔妓院后,开展的禁毒运动是又一个重大举措。省市公安机关向公安部请示发来的电报,纷至沓来。大多是确定集中行动时间,公开取缔烟馆,严禁种植罌粟和炼制鸦片,就地集中烟民戒烟,严历打击贩运倒卖毒品罪犯,将收缴的大量毒品和吸毒器具,召开群众大会,公开销毁和公判处理毒犯。徐子荣副部长像在部队指挥前方打仗那样,急事急办,自己亲拟电报,用三A或四A加急发出。后来,李启彦同我拟就电报复稿,同原电一并送首长阅批。对冗长的情况报告和一些反映事故,一般案件信息一类的简报,采取“条目”式的“文件摘要”,向首长及时报告,节省了首长不少宝贵时间。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中国的大地上就铲除了毒害中国人民几百年的大毒瘤,拯救了数百万直接受害的民众。禁的彻底,肃的干净。举例为证:铁道部某副部长的老母亲年迈,有个不时肚子疼的毛病,任何医术不治,喝一点点鸦片便能止痛。禁毒之后,家人无处为老太太购买鸦片治病,这位副部长也没办法,不得不求助于彭真同志,他的秘书给徐子荣副部长打来电话,解燃眉之急。我转告三局,从收缴的烟土样品中送点给老人治病。

  2、劳改工作。全国镇反运动中,逮捕判刑的罪犯很多。根据中央要把罪犯通过劳动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劳改场所,提请公安部审批并要求拨款。当时投入劳改的场所多数是农场。徐副部长对建场报告都要认真审阅,交通是否方便,土质如何,水源条件,气候条件,社会环境等主要方面具备,才给予批准,并下拨劳改经费,严格专款专用。强调贯彻“劳动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实行人道主义政策,把犯人当人对待,不准打骂虐待和人身侮辱,有病治病,允许读书看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有与家人和亲朋好友的通信自由,实行“假定工资”制度,调动劳动改造积极性。贯彻彭真同志关于“对已劳改的犯人,允许对不服的罪行提出审诉;对判决处理后的案件,要经得起后代检验,不留后遗症”的指示。多数犯人诚实劳动,积极改造,认罪伏法,表现好的得到减刑,提前释放,与家人团聚。其间,还把沿海地区的数万罪犯迁移内地劳改。中央和地方公安劳改部门,同铁道交通部门,押运部队密切配合,对每趟专列,严密组织,做到安全第一,没有发生任何跳车逃跑事故,食物和开水供应充足,配备着医护人员,犯人有病,可及时得到救治。数十列运送犯人的专列,安全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完成了任务。

  1965年,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公安部接待的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阿兹别乌为首的来华访问代表团时,向客人介绍了我国政府对罪犯通过劳动改造成新人的成功经验。此外,罗瑞卿部长在部党组会上还说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赞赏抚顺战犯管理所对伪满战犯管教改造的成功经验,他说:“释放迁送回国的日本战犯,没听说有人骂我们呀?”

  毛主席给徐子荣的两次亲笔指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多年间,潰逃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特务机关,经常不断地派出一批批特务,从陆路潜入、海上偷渡和空投等方式,潜入大陆,刺探情报,进行破坏等活动。但每次都是立足未稳,就被我军、警、民联防抓捕歼灭,给蒋帮特务以沉重打击。

  为展示我军、警、民团结战斗所获胜利,公安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和殿举办了一场反空投、反偷渡特务综合成果展览。短短几天,参观者达十多万人。

  敌机不断飞赴我国沿海地区空投特务,引起了毛主席的重视。

  一天,我收到中央办公厅给徐子荣副部长的一封亲启信。按惯例,凡属首长“亲启”、“亲拆”信件,秘书不启封,均由首长自己拆封。

  当徐子荣副部长连同我送批的文件一并退回时,我惊讶地发现这封信是毛主席写给徐子荣的亲笔指示:“应在十万大山、伏牛山等大山设瞭望哨,监控敌机空投。”

  据此,公安部指示各地公安机关,特别是沿海地区,加大了反特斗争的力度。

  50年代末,广东省电白县警民联防,一举抓获从海上偷渡的一股特务,电台、密码、武器、弹药、活动经费等全部缴获。广东公安机关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对该股特务加强思想瓦解,晓以大义,都被我策反逆用。发报給台湾特务机关报告偷渡“成功”,要求派飞机前来空投补给。

  为诱敌深入,击落敌机,我中南部队调遣了一批高射炮,布设在电白县敌机前来空投的山头上,只等敌机按约定时间前来,一举击落。

  是夜,罗瑞卿、徐子荣等领导同志在办公室里等待着前方的消息。一回儿,广东省公安机关来电话,说空投的敌机已经起飞。一会儿又报,敌机已进入沿海某省海域上空,正往空投方向飞行。大家着急地等待着前方击落敌机的好消息。然而,当敌机到达约定空投上空(即我炮火群上空)时,有电子设备的美制飞机发觉地面有异常,便掉头逃窜到海上。我方经心安排落空。因那时,我国还没有能力自制生产地对空导弹等现代化武器。

  在同时期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吕展电话向徐子荣副部长报告,北京市通县地区击落一架敌人的高空侦察机,请徐子荣副部长去现场看看。

  在吕展副局长陪同下,汽车一路飞驰,经过通县县城,到达通县、天津交界处,在距公路不远的一个小水塘旁的田地上,看到一具尸体,这就是被我保卫首都的防空导弹部队击落敌机的飞行员。他身穿深蓝色航空服,头戴航空帽,腰间系的皮带上还挂着一把左轮手枪。

  吕展副局长说:“导弹是苏联提供的。苏方为保守导弹秘密,要求我方组织军民拉网式地寻找导弹碎片,连水塘也要下去仔细搜寻。”

  此后,再没有听说有敌机窜入过大陆内地。

  1964年10月15日,我国首枚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接着又有了氢弹和卫星上天。试想,我国都能生产这种高技术的战略武器,那么,生产其它多用途、不同射程的导弹,自不在话下。因此,敌机再也不敢到沿海山区空投特务了。

  毛主席给徐子荣的第二次批示也是在二十世纪50年代。

  在抓阶级斗争的时期,由公安部某局负责侦控的一个政治案件,通过采用技术手段,查获了被侦察对象的一些可疑活动。因为该对象是个社会名人,须及时向中央报告,又要注意保密。案件的进展情况公安部只报周总理和毛主席。上报材料不打印,由专人手抄一份,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徐子荣签名后,以绝密件报周总理办公室。几天后,原件退回,上面有毛主席亲笔批示:“在如来佛手掌之中。”

  我理解,此批示的含义是要加强监控,防止外逃。


责任编辑: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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