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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罗瑞卿专案组”的见闻和感受

2012年08月07日 09:09    来源:中国警察网   作者:汪春耀   

  [作者简历] 汪春耀,男,1929年6月出生于江苏省江阴市。194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参加革命工作。曾任支部宣传委员、青年委员,工会宣传部长、青年部长,新华日报通讯员。中央公安干部学校学员,公安部二局副科长,冶金部保卫处副处长,公安部二局一处副处长、处长,副局级调研员。1991年12月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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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两次从公安部机关抽调出去做专案工作。第一次是1967年2月,到设在中央军委三座门招待所的“专案办公室”工作近3个月;第二次是同年7月初经李震(李于己于1966年由沈阳军区副政委调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1973年10月21日在公安部院内5号楼水暖管道地下室自缢)批准,我被抽到设在国防部院内的“罗瑞卿专案组”(同年10月改称“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简称“二办”。专案组移设在翠微路招待所内)工作7个月,1968年3月中旬“奉命”回原单位进公安部学习班,1969年初到黑龙江笔架山“五七战校”劳动。

  在专案组,我被分派参加“历史问题”的审查事务,主要是随同军内两位师级干部做外调和记录工作。那时我只是一个副科级干部,又属思想偏“保”的人,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竟参加了对老部长、老校长(1950年我在中央公安干部学校学习时,罗瑞卿部长兼校长)的审查。虽然作为专案人员才7个月,但却是我40年公安保卫工作生涯中难以忘却的日子。现将亲历的片扎实闻和种种感受表述如下:

  坚强不屈频频发出抗争之声

  众所周知,揭发所谓“罗瑞卿问题”是1965年12月“上海会议”上,林彪、叶群一伙搞突然袭击开始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又给罗瑞卿同志横加“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彭罗陆杨反党联盟”、“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罪行”。1967年间,林彪、江青、叶群、谢富治一伙,竞毫无人性,不顾罗瑞卿同志腿骨伤残、不能行动的身躯,让军队、地方机关和高等院校的造反派揪去大会批斗。那段时期,罗瑞卿同志遭受大会批斗至少二三十次。罗瑞卿同志虽惨遭迫害,但对林彪、江青、叶群、谢富治一伙强加给他的种种不实之词予以抗争。1967年8月至1968年初,我在专案组当记录员时,多次听到他坚定地说,我根本没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事;林彪、叶群说我“反林彪”、“伸手”等等说法是根本没有的事。我只听罗瑞卿同志说过无非是有的重要事向林彪请示,林不表态,自己有时有点急躁情绪这些话;对“彭罗陆杨反党联盟”,罗瑞卿同志认为完全是虚乌子有。他说彭真同志任中央政法小组组长,是公安部长的上级,我们只是上下级关系;说陆定一同志抗日战争期间任过八路军“前指”政治部副主任,我是主任,那时并不在一个战区,各人在各个地方,全国解放后从未有私人来往;还说与杨尚昆同志仅仅同是四川人而已。

  当时两位师级干部和我等人,听了这些抗争的话,既不表态,也不写什么“简报”向上反映。诚然,当时专案组的人不可能清楚上面的实情,但在向上送材料的事情上是有教训的。1967年8月间,负责监护罗瑞卿同志(归卫戍区管)的地方,给专案组送来罗瑞卿同志写的一份材料,是对在清华大学批斗大会上造反派勒令他交待《八路军政治工作手册》是如何出笼的(因为“手册”中有“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一类的词句)的解释。罗瑞卿同志在这份材料中阐明《八路军政治工作手册》并非他亲自撰写,而是延安几个有文才的人合作写的,只是因为他当时是八路军野战指挥部政治部主任,而署了他的名字。材料中提到撰写人中有陈伯达。当材料转送上面的“办公室”(当时尚未分“一、二、三”)后,专案组支部书记柴瑞林等同志被叫去训斥一番。意思是涉及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那还了得。柴瑞林同志回来传达被训斥情况时说,一定要吸取教训,以后往上送什么要多动脑子,谨慎再谨慎等等(柴瑞林于1967年10月被“换班”回原单位)。所以,当时专案组对揭批的“大问题”均缄默,互相也不议论。就连我这个专案组的小人物也深谙此情,即使在1968年3月进公安部学习班后,当有一天李震来我所在小组参加“天天读”时,指着我说要好好检查保守思想,在这种压力下,我也没谈在“专案组”的任何事,守口如瓶。诚然,自“9•13事件”以后,林彪、江青、叶群、谢富治一伙强加在罗瑞卿同志身上的种种“罪行”早已大白于天下。在此,我只是对罗瑞卿同志当时抗争之声,表达一下感慨心情。

  林彪、江青刮揪“假党员”妖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967年11月中旬,罗瑞卿同志以坦诚的态度,就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一节有偏颇,亲笔向毛主席写了二页纸的简要报告。(20年后他女儿罗峪平著《非凡的年代》一书第39页中就此事写道:“父亲在‘文革’期间向毛泽东陈述中有‘我的入党没有组织手续,当然是不能允许的……’‘去年11月我向主席的报告中说,我如果当时找不到党的依靠,不仅无法革命,连生存都成问题,这是确实的”。)在这个简要报告,罗瑞卿同志不仅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作了陈述,而且表明了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39年的革命生涯中,没有做损害于党的事情。这就是被林彪、江青一伙刮起揪“假党员”妖风的源头。

  对罗瑞卿同志这件所谓“入党问题”,当时领导我的师级干部向我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如获至宝,大肆张扬。第一个叫得呱呱响是吴法宪。1967年11月下旬一个星期天上午,“军委办事组”召集各总部、北京军区、卫戍区高级干部在京西宾馆开会(我们专案组的人列席了这个会议),吴法宪在会上一开口就讲一通吹捧林彪的话。他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罗瑞卿开始交待问题啦,是“林副主席”那篇“大树特树”文章发表后,像大炮一样把罗瑞卿轰出缺口了……等等。不久,江青就抓住罗瑞卿是“假党员”的问题大做文章,下了“懿旨”。不仅指令其他专案组对所有审查对象都要查“入党”问题,而且还要各造反组织对本单位领导人的入党也要审查。上上下下的造反组织再层层加码,1968年揪“假学员”妖风就弥漫全国,比揪“叛徒”妖风更盛更广。一段时间内,大街上“揪出×××假党员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的大标语屡见不鲜。使在战争年代和地下入党的广大党员深受其害。


责任编辑: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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