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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岁月

2012年07月24日 08:59    来源:中国警察网   作者:许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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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历

  许永福,男,1929年12月出生于辽宁省旅大市。1948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旅大市政府工业局科员,市委党校学员,市公安总局警卫队队员。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警卫处副科长,北京市公安局警卫处副科长,公安部保卫处副处级调研员,老干部局办公室副主任(正处级)。1990年7月离休。

  回忆在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岁月

    1953年7月,我从大连市公安局调到中南海中央警卫局工作。1959年至1962年到少奇同志身边做警卫工作。当时,正是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少奇同志为党和国家的事业辛勤工作,在生活上和全国人民一起节衣俭食,共度难关,给我留下了深刻地印象。

  一、节衣俭食 共度难关

  1959年7月,我们随少奇同志从北京乘火车到庐山参加会议。夜间,少奇同志在睡觉前,将手表摘下放在茶几上,火车通过道叉时产生晃动,手表从茶几上掉到痰盂里,少奇同志将手表从痰盂内捞出,又放到茶几上。第二天早晨,我进到卧室送茶水时,少奇同志微笑对我说:

  “大老许,这块上海牌手表掉在痰盂里啦,不走了,到上海时修理一下。”

  我想,这块手表少奇同志已经戴了好几年了,也该换一块新的啦,还修什么劲儿?我刚想说换一块吧,可看到少奇同志态度坚决就没有说出来。到上海后,我把手表交给了上海市公安局的同志去修理,修好后,少奇同志又戴着这块表,直到逝世。

  1959年12月,少奇同志乘飞机到海南岛休养。临走之前,我和卫士张寿把商量应给少奇同志买两双布鞋穿,因他现在穿的布鞋已经有点破了,鞋底快磨破了,海南岛的地方砂地多,走路费鞋。我们与光美同志打招呼后,到前门内联升布鞋店买回两双布鞋。

  第二天中午,当少奇同志吃完午饭在一楼会议室休息时,我说:“少奇同志,我们给您买了两双布鞋,准备到海南岛穿,因现在这双鞋已经很久了,您试穿一下吧!”

  少奇同志一听给他买鞋就有点不高兴,说:“这双鞋还可以穿嘛,何必浪费那个钱呢,买一双就可以嘛,为什么还要买两双?”

  我说:“因那个地方砂地多,费鞋,另外我们不知道哪双鞋您穿的合适,所以买了两双。”

  少奇同志试穿后说:“就要一双吧,把另一双退了。现在全国人民生活比较紧张,我也要勤俭节约。”

  二、严于律己 宽于律人

  少奇同志是在我们工作人员组成的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因为他日理万机,工作繁忙,但只要能抽出时间,就参加党小组的活动。1959年11月底,我们党小组选举小组长,当时少奇同志因工作忙未能参加选举。他就将写好的条子交给光美同志转交给党小组,他在条子上写了“许永福”三个字。因选我的提名多,我被选为党小组长。

  有一次,我们召开党小组会,我去请少奇同志参加。

  少奇同志问:“什么时间开?地点?什么内容?”

  我说:“今天下午3时,在楼下会议室,主要是过党的组织生活,检查工作和学习情况,互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少奇同志说:“我参加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成员有:许佩民(大夫)、宋雅美(护士)、赵淑君(保姆)、李一民(警卫)等同志。

  在党小组会上,每个人除了检查自己工作和学习的不足之外,还互相提出工作中存在的这样和那样的问题。最后大家给少奇同志提了个意见:少奇同志有时夜间散步时不给卫士按电铃和打招呼,独自出去散步,希望少奇同志在这方面注意一下。另外,少奇同志光工作不注意休息,对身体有影响,要注意劳逸结合。

  少奇同志微笑地说:“你们给我提的意见,我都接受,我今后尽量注意。”

  由于少奇同志每天工作忙,休息娱乐时间很少,为了让少奇同志能够多活动,大家想了好多办法,利用少奇同志最爱他最小的孩子的特点,叫小婷婷去动员少奇同志参加舞会和电影等娱乐活动。这个办法还真灵,几乎每次都能参加。自从那次党小组会给他提出意见后,少奇同志每天夜间散步时,就用咳嗽的方法给卫士们打招呼。

  虽然少奇同志是国家主席,但在党小组会上和普通党员一样,没有职务高低之分,自觉地服从组织纪律。

  1959年,光美同志在协和医院生最后一个女儿出院时,是从警卫局交通科要的车接回家的。本来少奇同志的车在家,但少奇同志要求公私分明,并且还要交车费。

  在给小孩起名时,少奇同志还要征求他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叫什么名子好?有的说:“叫小军”,有的说:“叫小红”,等等。最后集中到少奇同志那里,他说:“既然大家都提出带有“小”字,那好,就叫 “小小”吧(现名潇潇)。

  三、实事求是 深入调查

  50年代末60年代初,面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失误的教训,毛泽东和党中央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农村中存在的“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错误。

  1961年1月,中央召开党的八届九中全会,讨论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3月,少奇同志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调整农村政策的《农业六十条》(草案)和《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

  广州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少奇同志便身体力行,亲自到农村基层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为便于尽可能获取更多的真实情况,他把调查地点选择在自己的故乡湖南农村。

  4月1日,少奇同志与王光美及几位工作人员从广州到了长沙。

  在临出发前,凡参加工作组的同志,都被少奇同志召集到会议室开会研究调查内容和方法。在确定调查组名称时,有的同志提出以解放军工作组名义,有的同志建议以中央工作组的名义。为了有利于工作起见,少奇同志说,我看还是与地方合起来组成一个工作队,叫“工作队”为好。

  少奇同志还提出几点要求和注意事项:1、要穿便服下去;2、不要叫我首长和少奇同志,只叫我刘队长;3、自己做饭吃,不要麻烦当地领导和群众;4、不要坐轿车,要坐吉普车。

  4月2日上午,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向少奇同志简要汇报湖南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后说:为了配合刘主席的调查,省委已组织了工作队,准备由省委书记李瑞山任总队长,陪同下乡。

  少奇同志听后说:“我这次来蹲点搞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正常工作。不住招待所,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又少,自带油盐柴米,自备碗筷用具,一切轻装简行。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4月2日下午,两辆草绿色的帆布蓬吉普车由长沙出发,在宁乡的沙石公路上西行。少奇同志仔细地观察着车外的农舍和田野,按季节,4月的湖南,应是青山堆翠,花红柳绿了,可是映入眼帘的,却是荒山秃岭,稀疏的庄稼,随处可见拆得七零八落的房屋,眼前的这一切使他双眉紧锁,不断的吸烟,心情十分沉重。

  车行至离少奇同志的老家花明楼炭子冲仅16华里的王家湾,少奇同志见路旁挂着一块“宁乡县东湖塘人民公社万头猪场”的牌子,便下车看看,只见里面仅有几头骨瘦毛衰的母猪。为了弄清情况,少奇同志临时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住下来。大家一起动手打扫房屋,找来两张旧方桌和三条破板凳拼起来做办公桌,又找来煤油灯放在桌上,支好旧木床,在猪场找了一圈,竟没有找到铺床用的稻草。

  “过去这里是盛产稻谷的地方,现在怎么连点稻草也找不到了?”少奇同志话语中显出不平静的心情。

  他来到屋后山坡前,发现坡脚处有一堆已经风干了的人粪。他停下脚步,弯腰拾起一根柴棍,拨开粪便细细地察看着。随之摇头叹息起来:“你们看,这里面全是些无法消化的粗纤维,这说明吃的是野菜、草根多,看起来农民吃饭已成了问题。”

  少奇同志心情沉重地向东湖塘公社的干部询问这个养猪场的情况。这位干部坦率地回答:“1958年,公社决定把这个宅院改成养猪场。当时规模很小,生猪存栏最多时也只有几百头,还是把社员家里的猪全都集中起来的。但经过层层吹,反复吹,竟吹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头猪场。为此,我们可是没少受罪呀!”

  少奇同志听了这些话,意味深长地说:“这几年,我们的一些报纸,报喜不报忧,宣传了许多高指标,放了许多大卫星,使我们的工作陷入了被动局面。”

  不久,少奇同志在长沙与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胡绩伟等人谈话,希望《人民日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教训。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记者和编辑要决心作实事求是的新闻工作者。

  4月8日下午,他离开王家湾前往韶山。第二天,参观了“毛泽东同志故居”。走到门口,少奇同志抬头一看匾上写着“毛泽东同志故居”七个大字,便对陪同的省委领导说:“毛主席还健在,不要写故居,要把‘故’字改成‘旧’字好一些。叫‘毛泽东同志旧居’。”

  9日下午,少奇同志离开韶山前往长沙,路经湘潭市郊许家拢时,下车察看了农民的住房,探问患浮肿病住在临时医院的农民,并与当地群众交谈。当晚,回到长沙。

  10日,与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交换意见时,少奇同志说:我在宁乡王家湾、湘潭许家拢看到的情况,说明粮食缺少,农民饿饭了。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省委向少奇同志推荐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作为下一步蹲点调查的第一个落脚处。

  4月11日晚,少奇同志前往省委蓉园宾馆1号楼,向刚从广州来长沙的毛泽东汇报了初步看到的湖南农村情况,并就农村工作问题交换了意见。

  4月12日,毛泽东来招待所看望少奇同志。毛主席进门时,我去给开门,毛主席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许永福。”

  “久闻大名。”

  毛主席说完就进了屋。当随身警卫员田银玉同志出来时我问他:“刚才毛主席进门时说什么话,我没听明白。”

  小田说:“毛主席说‘久闻大名’,意思是说毛主席好久前就知道你的名字,但不知其人。你不是1959年5月随毛岸英的爱人刘思奇及张韶华(刘思奇的妹妹)到大连看望毛主席的二儿子毛岸青,事后你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毛主席看过后,叫我们转告警卫处,谢谢许永福。所以他老人家就记住了你的名字。”

  4月12日下午,少奇同志前往天华大队开始蹲点调查。

  4月13日,少奇同志叮嘱调查组成员:“调查研究,一定要实事求是。我们是为解决问题作调查,要照毛主席讲的办,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不带框框,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好话坏话都要听,哪怕是骂我们的话,包括骂我这个国家主席的话都要听。听了不要贪污,要原原本本地反映出来。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践检验推翻了已经做出的判断和决定。”

  当天下午,少奇同志召集天华大队干部座谈《农业六十条》,着重讨论公共食堂供给制、粮食分配、住房问题。

  会议一开始,少奇同志说:“六十条是个草案,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哪些不正确,不合实际,要去掉,要纠正,请大家发表意见;要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不要怕不办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不是人民公社了,不办食堂还是社会主义;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群众的方便,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在这五个‘有利于’之下,可以不办,可以大办,可以小办,可以临时办,也可以常年办,都不妨碍社会主义。”

  少奇同志说完这一席话后,又诚恳地表示:“我是来向你们请教,向你们学习的。请你们帮助我们,哪些政策不对,要纠正,然后,我们帮助你们,纠正过往的失误。”

  这时,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大队党总支书记彭梅秀脸上。一阵沉默后,彭梅秀这位省劳模、“三八”红旗手开口了:“我同意办食堂,办食堂的好处很多,办食堂后,大家都出工,比原来增加了收入。我主张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坚决办、积极办,但应自愿。”

  “是把自愿摆在前面,还是积极办好摆在前面?”少奇同志问。

  彭梅秀回答:“还是把积极办好摆在前面。”

  会场僵局虽已打破,但相继发言的大队干部没有一个人的发言跳出大队总支书的框框,公共食堂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

  14日上午,在听取了中央工作组的汇报后,少奇同志改变计划,先找生产队干部个别交谈,然后召集天华大队所属各生产队干部再开座谈会。个别交谈中,有些干部隐隐约约地流露了一些心底话,但是到了生产队长座谈会上,却又言不由衷,没有一个敢说真心话。

  南方仲春的深夜,又冷又湿,寒气依然从四面裹着那简陋的小屋。少奇同志没有睡意,站在窗前,凝望沉沉月色中的天华山。作为国家主席,他多么想听到人民的心声啊!

  次日,少奇同志不要社队干部陪同,带着秘书径直来到施家冲生产队。他首先仔细察看了生产队的食堂,然后请来了这个生产队的8位社员,其中有老年、中年、青年、还有两名妇女。

  少奇同志让秘书给他们每人敬上一杯热茶,然后说:“今天请你们来讲心里话。中央起草了一个《六十条》,是个草案,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公共食堂办不办,粮食怎样分配,还有你们的生产情况、生活情况,都请大家讲讲真心话。”

  说完,少奇同志摘下蓝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面向大家鞠了一躬,然后说:“我怕耽误你们的工,让随我来的同志去帮助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半天。”

  脱帽,鞠躬,派人帮工。刹时,国家主席的心与人民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了。在这位近人情、知痛痒的国家领导人面前,几位社员的心里话,就像倒螺壳一样滚滚而出。

  大高个彭五直话直说:“农村办公共食堂不好!”接着,他像放连珠炮一样数落公共食堂的短处:大家集中一起住,不利生产,山边、冲里、远处的田地荒芜了。自留地取消了,副业没有了,家禽、家畜消失了;公共食堂搞供给制、平均主义,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如今做事难得来劲:肚子不饱,不愿积极;大个小个一样记分,一样吃饭,不想积极;技术高低不分,懒得积极。

  彭五话音未落,社员彭玉鸿便抢着发言:我们11户人家的食堂喂一年的猪,没有以前一户喂的多,从前满月猪仔可以长到40多斤,现在喂一年还不到40斤。什么道理?没有米汤、没有糠、没有菜。”

  妇女彭淑仪说:“公社化后,人人坐大船,田土没人种,种了没人管,私人搞又说是资本主义。办公共食堂,四、五十人吃饭,一个人种菜,其他人不动手。从前早晚种菜,月光下种菜,现在吃了夜饭地里不见人。”

  满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