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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爆炸新闻

2012年06月18日 10:56    来源:中国警察网   作者:邢俊生   


资料图

  “文革”初期,一个爆炸新闻——在毛主席身边装窃听器问题见报,震惊全国上下并牵连中央首脑机关和公安部有关负责同志被捕入狱,挨整,我们长期在部领导身边工作的公安部有关负责同志被捕入狱,有的惨死在监狱。作为对所谓“窃听器”问题的知情者,将所知情况介绍给读者,有助于了解其真相。

  1952年,组织上安排我在徐子荣副部长身边任秘书工作。1964年8月,组织上让我随刘复之副部长率领的公安部“四清”工作团去山西临汾参加“四清”工作。从此我离开了朝夕相处12 年之久也是我最敬爱的徐副部长身边,于己于1965年春“四清”结束后,回到公安部在办公厅秘书处工作。12月,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去上海参加中央会议,听说军队的老总去参加会议的也很多。当时正值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打得很激烈,我还猜测是否越南政府请求我国出兵支援,中央开会决策。

  一天上午,谢的秘书来电话,要我在下午带着谢的车和另一辆车到西郊机场接他们,还特别交待不必告诉部里其他领导知道,只我一人带着车去,显得有些神秘。

  我按时到达西郊机场,只见空军司令吴法宪在那儿。专机降落后,只见谢和他的秘书二人,别无他人。谢同吴寒喧后离去。我陪他的秘书带行李回部里。关于会议精神,对方一字不露。

  过后得知,会议是整罗瑞卿总长的。当时他正出差在西南某省,被叫到上海,搞突然袭击,罢免了他的一切职务。回到北京后,不准回家,被安排到西郊一处住所,失去了自由。每天还得到京西宾馆被围攻批斗。

  罗瑞卿同志是建国后的首任公安部部长,深受全国公安民警的爱戴,他挨整,我们长期在部领导身边工作的同志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弄不清、猜不透里面的原委。后来醒悟了,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步棋,必先抓军队。他深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国内外的阴谋家都是如此。

  谢富治回部半个月后,徐子荣副部长从外地回来。我去看他时,他告诉我,当时他正在四川考察工作,是谢把他叫到上海去的。并说谢一向爱整人,在太行整风时就这样,我理解这话是指谢对待罗的,整罗时谢表现积极。

  他还说,他受命检查毛主席和林彪在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等地的常住处是否装有窃听器,参加检查的还有军队的一位负责同志。我对这事的第一个反应是,不可能,他们的住所都控制在省市公安部门之下。也就是说,下这命令的人也不相信公安部,徐部长被监督了。徐部长说,军队同志的意见是全部检查结束后综合向中央报告。徐部长认为问题非同一般,要检查一处,及时报告一处的结果,不能拖拉。我认为徐部长这样做十分主动。检查的结果,当然是没有发现安装窃听器的任何痕迹。

  这可以算作第一次的窃听器问题。

  “文革”初期,1967年,在谢富治的唆使下,公安部造反派贴出了在毛主席身边安装“窃听器”的大字报,并予以见报,一时震惊全国上下,掀起了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浪潮,徐子荣及某局局长狄飞等同志相继被捕。当时公安部的掌权者们为证明“窃听器”问题的“真实”性,还精心布置了个展览,在一个食堂里展出。我是经手所谓“窃听器”问题的知情人,被勒令去参观。只见所有展品,包括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同志给徐子荣同志的来信统统密封摆在桌面上,只有展品的简单说明,而不见真实内容。我心里明白,纯粹是捏造、诬陷好人的卑劣手段。

  不出所料,他们找我查问,妄图得到人证,我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事关重大,因此,下定决心要实事求是,绝不能胡说八道。我把存档案处的“来文登记簿”先后找出来几次,指给造反派看,登记簿上明明白白写的是叶子龙同志给徐子荣同志来信请公安部代购录音机的事,还有徐子荣同志批示请某局办理及时间等项内容,在登记簿上一清二楚。李震(原沈阳军区副政委,“文革”初期任公安部副部长)在一次公安部职工大会上,点名说:邢俊生很小跟毛主席干革命,现在不跟了,至今立场不改变。从此我就升级为“黑帮”,挨斗抄家,关进“牛棚”,成为敌我矛盾的“反革命分子”。


责任编辑: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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