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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琛逝世!细数他经历的“外交风云”

2017年05月11日 09:19    来源:凤凰网   作者:辛闻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因病于2017年5月9日22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他是上海嘉定人,早年曾任职上海《大公报》,并在上海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后来成为中国著名外交家。

  钱其琛的外交生涯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1954年至1974年,他一直同苏联打交道,其中有10年是在苏联度过。1977年至1982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期间,钱其琛提出了外交部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议,并担任了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发言人。钱其琛曾于1988年到1998年担任外交部部长,他的外交工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许多重大事件上,他亲历了历史。

  “不记日记”的领导人开写回忆录先河

  钱其琛曾经说过:“我遵从周恩来总理为我国外交人员提出的四句话,十六个字,即‘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严守纪律’。”他工作中的座右铭是,“决策时多思多谋,执行时高速高效”。

  钱其琛不吸烟,不喝酒,最大的业余爱好是读书和散步。即使在谈判时遇到很恼火的事,他也不会大声与人争吵。1988年,钱其琛从副外长成为外长的时候,他曾这样表示,“任重道远,不敢懈怠”。

  退下来之后,钱其琛于2003年出版了《外交十记》,当时开了先河。据报道,他成为第一位退休后出版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回忆录的中国领导人。他曾对该书出版方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讲过,有些事情在国外有很多的版本,如果不把真实的事情表述出来,多年以后,那些非真实的东西就变为事实了。

  出版社原本建议书名为《钱其琛回忆录》,但被拒绝,钱其琛个人非常喜欢《浮生六记》《干校六记》两本书,希望自己写的书也平实一些,于是取名《外交十记》。他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头像放在书的封面上。

  这本书直到今日出版已经14年了,一直非常畅销,钱其琛曾在自序中写道,“我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

  他也坦言,“一些亲身经历的场景,犹如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在脑海中不断萦回。”

  三句话简短声明引全世界注目

  钱其琛在其著作《外交十记》中写道,1982年5月,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当时,中苏正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但在1982年初,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

  那年的3月24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邓小平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并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钱其琛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3月26日,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声明念完,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简短的声明,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以前,中国对苏联所说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里会听,更说不上“观其行”了。现在要“观其行”,是要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

  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见证从苏联到俄罗斯

  苏联解体期间,钱其琛担任外交部部长,也见证了历史的转折时刻。1991年12月27日,他致电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正式通知他: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中国原驻苏联大使王荩卿改任驻俄罗斯大使。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作为新任驻苏联大使的王荩卿于1991年11月底到达莫斯科,12月初的时候,苏方告诉他,戈尔巴乔夫可能在12月7日到14日之间接受王大使的国书。但没有来得及递交,苏联便已不复存在。到了12月24日,苏方对王荩卿没能及时递交国书表示歉意,并表示将尽快安排他向俄罗斯领导人递交国书,但这时王荩卿带去的致苏联国家元首的国书已经不能用了,国内立即委托信使带去了新的国书。等到王荩卿终于向叶利钦交上国书,已经是1992年的2月初了。

  1992年11月,时任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与叶利钦见面。他对叶利钦表示,这次来访,就是为叶利钦访华做进一步的准备。叶利钦兴致一直挺高,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在回国前,钱其琛接受记者采访。他表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异同,都不应该成为发展国家关系的障碍。

  海湾危机期间与萨达姆会面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对科威特发动闪电式进攻。随着海湾局势恶化,国际调解日益活跃。中国派出以钱其琛外长为特使的代表团访问中东四国,此次出访,重头戏无疑是与伊拉克领导人的会谈。

  中国前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在采访中回忆道,11月11日中午,代表团乘坐的专机降落在萨达姆国际机场。第二天中午,钱外长前往萨达姆办公地点,会见萨达姆。

  在《外交十记》一书中,钱其琛这样回忆道:“大约在11时左右,我见到了萨达姆。……这次他一身戎装,腰上还别了一把手枪,让人感到几分战争将临的气氛。差不多两个小时的会谈中,中间曾有片刻休息,那时,他才把手枪取下,放在桌旁。”萨达姆给钱其琛的印象是,说起话来,没有客套,直截了当。比如萨达姆用缓慢的语调重复着这样的观点,譬如科威特蚕食伊拉克领土,偷窃伊石油;美国企图全面控制中东石油,说要用军事手段打击伊拉克。在否定科威特主权时,萨达姆说,科威特本是伊拉克领土的一部分,如同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于萨达姆将科威特与香港相比,钱其琛当场指出,香港问题完全不同于伊、科关系。香港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只是被英国通过鸦片战争霸占了一百多年。即便如此,中国仍是采取和平方式与英国谈判,最终达成解决了香港问题的协议。而伊拉克与科威特有外交关系,互设使馆,都是联合国成员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成员,无论如何,伊拉克军事占领科威特是不能接受的。 

  随后,萨达姆话锋一转,问道,美国是否真的要打仗?钱其琛强调,“我们担心战争的危险在增长。”任何偶然事件都可能引发战争。要争取推迟、减少、避免战争。有许多工作要做,这就是为和平进行外交努力的目的。萨达姆说道:在没有得到美军撤出的事先保证,伊拉克任何明确表态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必须同美国撤军、解除对伊拉克制裁等所有问题联系起来。说到这儿,萨达姆忽然站起身来,钱外长立即起身同他握手告别。会谈到此结束。

  中国前驻伊拉克大使郑达庸说,海湾危机,有深刻的历史、国际背景。危机发生后,作为关键性角色,美国立场强硬,萨达姆冥顽不化,局势向兵戎相见演变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中国代表团是在国际和平努力障碍重重、危机日益滑向战争边缘的严峻形势下出访的。但是,这次出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争取和平,防止战争,采取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

  参与香港澳门回归外交谈判

  在任外长期间,钱其琛参与了香港、澳门回归的外交谈判。1993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借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因为双方各执己见、寸步不让,眼看会谈就要不欢而散,钱其琛缓和而冷静地做起了总结:“今天我们的会谈很重要,应该说还是取得了积极成果。”时任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听后疑惑极了:“今天吵得这么厉害,什么问题也没解决,何来积极成果?”

  没等李肇星转过弯来,钱其琛继续说道:“第一,双方争论得这么激烈,说明双方对香港回归问题都极为重视,这是今后我们解决具体问题的前提;第二,今天我们在许多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但双方都愿意继续谈,哪怕吵架似的谈,这为双方进一步沟通打下了基础。”

  赫德听后,也“心领神会”地对这番总结表示赞同,谈判的破裂就这样被规避了。这让李肇星十分感慨:“这是外交上‘斗而不破’的典型例子。”

  自1993年7月,钱其琛主持了两地成立特别行政区的筹备工作。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分别出席了香港和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盛典。他认为,这是他外交生涯中一段十分难得而又颇为独特的经历,他值得为此自豪……

  斯人已逝,是以缅怀。

  



责任编辑:易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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